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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郎英的《何必西厢》纯属现代伪书!(续)

[转载]毛郎英的《何必西厢》纯属现代伪书!(续)

作者: 献伦闲谭 | 来源:发表于2019-11-23 20:11 被阅读0次

    《何必西厢》故事的产生不可能早于乾隆

     (2014-12-11 21: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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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人物形象

    薛宝钗

    林黛玉

    钗黛形象的b面

    民族主义索隐派喜欢拿毛郎英的现代伪书《何必西厢》说事,认为是《红楼梦》成书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之前的“铁证”。但实际上,不管是鹤侣氏的《何必西厢》,还是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各种版本的《何必西厢》,其故事的产生都不可能早于乾隆!毛郎英的《何必西厢》“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必是现代人的造假把戏。

    按,《何必西厢》主线故事脱胎于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跟很多清代俗文学作品一样,特别偏爱“才子佳人加小人”模式和大团圆结局。鹤侣氏的《何必西厢》、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均把原作中张灵、崔莹双双殉情而死的悲剧,强行改成了“奉旨完婚大团圆”的喜剧。又旁添一个跟“张灵”谐音的叫“臧绫”的人物,作为中间挑拨离间的小人。此为主线故事。同时,鹤侣氏的《何必西厢》、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又都在张灵、崔莹的爱情主线之外,添加了一条《补张灵崔莹合传》中根本不存在的副线故事:张灵有一好友,名曰秦钟,娶一娇妻名曰朱绣莺,婚后被老婆“妻管严”。秦钟在进京赶考,妻子朱绣莺赠给他连环玉珮,叮嘱他不许拈花惹草途中,秦钟被盗匪劫持,又被一叫吴幻娘的侠女拯救。吴幻娘之父以武力逼迫秦钟纳吴幻娘为二房,连环玉珮也被吴家扣作聘礼。秦钟因无法回家对妻子交代而惴惴不安。后来,朱绣莺在寻夫路上亦被盗匪劫持。“碰巧”吴幻娘也因生病,被该伙盗匪劫持。通过连环玉珮,二人相认,并定下嫡、庶名分。之后,朱、吴二人合力杀死盗匪,回到家中。等到秦钟高中归来,与双美团圆,连环玉珮也回到身边。正是这个副线故事,证明不管哪种版本的《何必西厢》,都绝不可能形成于乾隆之前!

    按,上述副线故事,实际上是改编自清代乾隆初年的小说——静恬主人的《疗妒缘》(又名《鸳鸯会》)。以下是《疗妒缘》的故事梗概:

    秦淑贞自幼妒心极强,出嫁后,对丈夫朱纶看管甚严,朱纶惧内,对妻子俯首帖耳。秦氏与朱纶成亲数年,总不怀孕,一个亲戚劝朱纶纳妾,秦氏闻之大怒,与朱纶闹了三天三夜,并认为男人聚在一起并无好话,从此,不但不许丈夫见女子,连男子也不许他见,将其拘禁房内,一步不容离开,甚至连乡试也不让他去考,后在众人劝说下才答应,但仍层层设防。后朱纶乡试及第,秦氏又禁止其赴京会试,以免其寻花问柳。然而,此时朝廷颁布严旨,令各省举子上京赴试,秦氏无奈只得答应,朱纶临行时,秦氏将玉鸳鸯一只让其携带,以示警示,又自留一只,以为他日之证,朱纶维维受命,拜别妻子急急上路。朱纶赴京至山东遭遇强盗,幸得许雄夫妇相救,许雄有一女,名巧珠,爱如珍宝,欲招婿。许雄夫妇见朱纶年少不俗,遂强令朱纶收其女为次室,朱纶无奈应允,随即与巧珠拜堂成亲,三日后,朱纶赴京,临行时将玉鸳鸯留给巧珠为信物。许雄夫妇护送朱纶上京,前日追赶朱纶的强盗复至许雄家,家中只剩巧珠一人,于是强盗把巧珠劫上山寨。此时,秦氏在家心神不安,唯恐朱纶在外纳妾,于是随后追赶朱纶,行至山东,亦被先前那伙强盗掠上山寨,恰与巧珠同关一室,二人相谈,秦氏才知朱纶已纳巧珠为妾,巧珠对秦氏百般安慰,恭敬有加,秦氏暗中则妒火中烧。巧珠设计杀死强盗首领,携秦氏逃出山寨,这时,身后强盗紧追不舍,恰遇寻女无着的许雄夫妇,二人得救。秦氏在亡命途中受了惊吓,一病不起,几近命丧黄泉,巧珠日夜服侍,百般尽心,后割股煎汤,让秦氏服下。原来因秦氏妒心太重,已被“减寿绝嗣”,多亏巧珠祈祷心诚,又割股为其医治,所以感化神灵,才使其病体转好。秦氏康复后,甚悔往日严管朱纶,嫉妒巧珠,深感巧珠一家的救命之恩,于是拜许雄夫妇为父母,与巧珠结为姐妹,携三人共返浙江家中。秋天,巧珠生下一子,秦氏大喜。朱纶在京,高中状元,秦氏举家赴京,一家团圆,秦氏与巧珠同受诰封。后朱纶官拜尚书,秦氏也生一子,巧珠又生一女,子女满堂,夫妻三人寿至八十余岁,同偕至终。

    对比《疗妒缘》与两种《何必西厢》的情节,讲的都是懦夫被妒妻严管,懦夫遇盗获救又被逼纳妾,之后妻、妾相继被同一伙盗贼所劫,在贼窝里相见、相识,最后妒妻被贤妾感化的故事。情节高度雷同。只是《疗妒缘》中丈夫姓朱,妻子姓秦。而在鹤侣氏《何必西厢》及毛郎英《何必西厢》中,则颠倒成丈夫姓秦,妻子姓朱。同时作为信物的玉鸳鸯,被置换为连环玉珮。《疗妒缘》与两种《何必西厢》,必然有一方是改编自另一方。

    静恬主人是活跃于乾隆初年的人。署名“静恬主人”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金石缘》一书,其总评落款为“乾隆十四年”。《疗妒缘》的最早刊本也在乾隆初年。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曾被人更名《鸳鸯会》重新出版。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生于乾隆末年,活跃于道光、咸丰之际,自然不可能逆时空去抄袭、改编《疗妒缘》。但问题是,静恬主人的《疗妒缘》有没有可能改编自毛郎英《何必西厢》?事实上,过去的确有人认为《疗妒缘》是改编自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但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先假定毛郎英的《何必西厢》不是现代伪书,真的是清代康、雍时期的某个“心铁道人”所作。那么,最起码“心铁道人”是承认自己的《何必西厢》晚于《红楼梦》,而且学过“《红楼梦》笔仗”的。而“秦钟”也正是《红楼梦》中人物名字。如果上述故事的男主角本来就叫“秦钟”,恰好跟《红楼梦》人物重名。抄袭者根本不必将男姓秦、女姓朱,颠倒过来变成男姓朱、女姓秦。反过来,《疗妒缘》女主角秦淑贞的哥哥叫“秦仲”,二字的音、形均接近于“秦钟”。学习过“《红楼梦》笔仗”的抄袭者,就很容易将其改为“秦钟”,并派作男主角的名字。然后,再顺手将原来男主角的朱姓转派给女主角,由此完成丈夫与妻子的姓氏易位!因此,事实只能是两种《何必西厢》改编自《疗妒缘》,而不可能是《疗妒缘》改编自两种《何必西厢》!

    如上所述,《疗妒缘》最早刊刻于乾隆初年。那么,两种《何必西厢》的成书,也必然不可能早于乾隆初年。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本来就是生于乾隆末年,活跃于道光、咸丰之际的人。他在道光年间或咸丰年间抄袭静恬主人的《疗妒缘》,并不足以为怪!可怪的是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分明也抄袭了静恬主人的《疗妒缘》,却弄出一篇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更加“碰巧”的是,这个“雍正甲寅”还恰好跟文康所伪托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落款年份一致!再联系到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宣称《红楼梦》在雍正年间就已经成了《金瓶梅》那样广泛流行的小说,而除了毛郎英的《何必西厢》自身以及文康的那篇伪序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康、雍时期的人提到过《红楼梦》一书,种种逆时空的反常怪事都明显在指向一点:毛郎英的《何必西厢》纯属现代伪书!最起码,该书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必是出自今人伪造!而既然如此,民族主义索隐派妄图通过毛郎英的《何必西厢》,来论证《红楼梦》成书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之前,当然就只能被事实证明是春梦一场了!

    补注1:

    昨天,我写了《<何必西厢>故事的产生不可能早于乾隆》一文。今日核对资料,发现有一点我弄错了。百度对《玉狮坠》的介绍实际上说的是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玉狮坠》。张坚《玉燕堂四种曲》之一的《玉狮坠》,剧名与之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而两种《何必西厢》中的秦钟、朱绣莺、吴幻娘的故事,实际上是改编自另一种乾隆初年的小说——静恬主人的《疗妒缘》。“《何必西厢》故事的产生不可能早于乾隆”,这一结论维持不变,但考证过程需要重新修订一下。故将原文删去,改作新稿予以重发!

    补注2:

    昨日,浏览网友“书生活”的博客,其中有一句话说:“《骇痴谲谈·卷下·吴幻娘》有提到‘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语。”据笔者所知,《骇痴谲谈》系清末民初四川涪陵人陈骧瀚所著。不知网友“书生活”所说的《骇痴谲谈》是否就是陈骧瀚《骇痴谲谈》?如果是,而且该书中确有“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一语,则可以完全锁定毛郎英的《何必西厢》是由清末弹词小说《何必西厢》,加上今人伪造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两者拼合而成的现代伪书!

    补注3:

    综合以上信息,有几则材料都可以锁定毛郎英《何必西厢》的时间上限:

    1、两种《何必西厢》中的秦钟、朱绣莺、吴幻娘的故事,均是抄袭、改编自静恬主人《疗妒缘》中的朱纶、秦淑贞、许巧珠故事,可以确定两种《何必西厢》的故事形成绝不会早于乾隆初年。

    2、毛郎英《何必西厢》中提到一个地名叫“毗陵”,该地名抄袭自程甲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伪续。该地名可以确定毛郎英《何必西厢》必不早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的出版。同时,毛郎英的《何必西厢》提到《红楼梦》,完全是将后者当作通俗小说的典范来举例的:“好似《金瓶梅》、《红楼梦》笔仗,不合演义弹词体例”、“倒底可真个象《金瓶梅》、《红楼梦》,在下自己不知,要请教列位的”。这也可以映证该书必然作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红楼梦》刊印之后!

    3、毛郎英《何必西厢》与鹤侣氏《何必西厢》,正名相同(都叫《何必西厢》),别名亦相同(都叫《梅花梦》),题材相同(都是讲明代张灵、崔莹的爱情故事),体裁相近(一为鼓词,一为弹词,同属于说唱文学),具体的文字内容却又完全不同。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为当时的子弟书创作名家,断没有抄袭无名之辈“心铁道人”的道理。因此,必然是毛郎英《何必西厢》盗用了鹤侣氏《何必西厢》的书名!由此,毛郎英《何必西厢》成书必然晚于道光、咸丰之际。

    4、有人指出:“《骇痴谲谈·卷下·吴幻娘》有提到‘近时弹词小说《何必西厢》’语。”若该《骇痴谲谈》就是清末民初四川涪陵人陈骧瀚所著《骇痴谲谈》,则毛郎英《何必西厢》的正文部分,当创作于清末光绪、宣统时期,甚至更晚的民国初年。

    5、种种迹象均显示毛郎英《何必西厢》成书很晚,但该书却有一个“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而落款年代又“碰巧”跟文康伪造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相一致。则该序必然是出自近代或现代之人的伪造!同时,“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钤有清雍正时人王翼云的印迹,仿真程度很高。在缺乏复印手段的民国时期,恐怕难以做到。故,该序当是出自今人之手。再考虑到1988年黑龙江出版社已经出版过带有该序的毛郎英《何必西厢》,则作伪的时间下限为1988年。最大的可能是,该书是以清末民初之弹词小说《何必西厢》为基干,加上今人伪造之“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拼合而成,属于不折不扣的现代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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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6 19:42:29)[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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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地址:毛郎英的《何必西厢》纯属现代伪书!(续)作者:我爱雪儿猫

    毛郎英的伪本《何必西厢》提到《红楼梦》,完全是将后者当作通俗小说的典范来举例的:“好似《金瓶梅》、《红楼梦》笔仗,不合演义弹词体例”、“倒底可真个象《金瓶梅》、《红楼梦》,在下自己不知,要请教列位的”。这两句话本身亦可以反证毛郎英的《何必西厢》一定是现代人所盗名伪造,绝不可能是雍正年间的真本!道理很简单,《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程甲本出版之前,一直仅在少数人的小圈子中流行,并没有十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程甲本出版之前,接触过脂评本的《红楼梦》爱好者,以及听闻过《红楼梦》的旁人,都是将该书当作奇书秘籍来看的。富察明义说:“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爱新觉罗·弘旿也说:“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退一万步说,假定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社会上真的有一种《红楼梦》存世,它也应该如同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以前的脂评本一样,仅在少数人当中流传,不会被人当作一种广泛流传于世的通俗小说的典范来看,更不可能跟明末已广泛流传的《金瓶梅》相提并论!如果要假设《红楼梦》在雍正年间已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到乾隆前、中期又突然销声匿迹,然后再于乾隆末年大行于世,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判定,毛郎英的《何必西厢》百分之百是后人盗名伪作,绝对不可能产生于雍正年间。

    实际上,通过伪造序文,来把自己的作品假托成前人、古人之作,这在清代小说中是有先例的。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就伪造了一篇署名“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的序言,试图把该书假托成雍正年间的古人所作。而事实上,《儿女英雄传》明显是成书于道光、咸丰时期的晚清小说。理由如下:一、《儿女英雄传》书中屡屡提及《施公案》:“何尝不要回来?也是不空和尚闹的,他说明日有好戏。果然昨日换了一个‘和’甚么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对我的劲儿。”(第32回)“最奇不过的是这老头儿家里竟会有书,案头还给摆了几套书,老爷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第39回)《施公案》的最早版本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年)。雍正时候的人,如何能看见《施公案》?二、《儿女英雄传》书中屡屡提及陈森《品花宝鉴》中的人物:“我只纳闷儿,怎么状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戏馆子串座儿呢?问了问不空和尚,才知那个胖子姓徐,号叫作度香,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水蛇腰的那个东西,叫作袁宝珠。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哼哼哼哼的,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就是叫那个胖子呢!我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也兴叫号,说这才是雅。我问不空:‘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他说:‘拱肩缩背的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是位状元公,是史虾米的亲侄儿。’我也不知这史虾米是谁。又说:‘那个黑小旦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所以称作状元夫人。’我只愁他这位夫人,倘然有别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第32回)其中,徐度香、袁宝珠、状元夫人、华公子等,都是陈森《品花宝鉴》里的人物。《品花宝鉴》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儿女英雄传》将《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写入书中,也证明《儿女英雄传》的成书绝不会早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但就是这么一个撰写于道光末年至咸丰时期的作品,却伪造了一篇雍正时期的序言,欺世盗名。足见,单纯依靠序言,并不足以判断文本的成书时间。还要结合文本内证,及作者的诚信程度来综合判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康制造的雍正伪序,落款年代为“雍正阏逢摄提格”。根据太岁纪年法,岁阳“阏逢”,对应天干的第一年。太岁“摄提格”,对应地支的第三年。“阏逢摄提格”,就是干支纪年法的“甲寅”。所谓的“雍正阏逢摄提格”,即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这正好就是毛郎英的伪本《何必西厢》中所谓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的落款年份!这个毛郎英是不是恰恰以此暗示读者,他是在仿效文康,通过伪造雍正甲寅序文来跟大家的智商开玩笑呢?总之,笔者绝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居然跟鹤侣氏的子弟书《何必西厢》,书名相同,别名也一模一样,体裁又同属于说唱弹词。同时,毛郎英的《何必西厢》的“雍正甲寅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又正好跟文康伪托的“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年份相同!各种迹象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毛郎英的《何必西厢》跟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同属于托古盗名之作。只不过,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属于古之伪作。毛郎英的《何必西厢》属于今之伪作。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只是伪造雍正甲寅的序文而已,好歹不成玷污真正的古人作品。而毛郎英的《何必西厢》不仅学步于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还无端剽窃了爱新觉罗·奕赓(鹤侣氏)的《何必西厢》这一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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