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理想，又因为理想是注定永远寻求不到的，于是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推动他们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的失望，又给他们曲感情多变找到了一种罗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不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们的放纵追逐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叙事性的，女人们在这儿找不到一点能打动她们的地方：这种男人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对一切都感兴趣，也就没有什么失望。这种从不失望使他们的行为带上了可耻的成分，使叙事式的女色追求给人们一种欠帐不还的印象（这种帐得用失望来偿还）。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总是追逐同一类型的女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又换了一个情人。他的朋友们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个名字来叫她们，从而引起了误会。
叙事性的风流老手（托马斯当然属于这一类），则在知识探求中对常规的女性美不感兴趣，他们很快对此厌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样了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朋友们的难为情，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托马斯当了差不多两年的窗户擦洗工。这天他被派去见一位新主顾，对方奇特的面容从他一看见她起，就震动了他。尽管奇特，也还算周全，将就将就，没有超出一般允许的范围（托马斯对奇特事物的兴致与费利尼对鬼怪的兴致不一样）：她非常高，比他还高出一截，不同寻常的脸上有修长细窄的鼻子。恐怕不能说那张脸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会抗议！），也不能（至少在托马斯眼中）说它毫无吸引力。她穿着便裤和白色罩衫，象一个长颈鹿、锻，以及机敏男孩的奇怪化合体。
她久久地、仔细地、探寻地盯着他，眼中不乏嘲意的智慧闪光。“请进，大夫，”她说。
他意识到她知道自己是谁，但不想有所表示，问：“水在哪里？”
她打开了浴室的门。他看见了一个洗脸盆、一个浴盆以及肥皂盒；在脸盆、浴盆与盒子前面，放着粉红色的小地毯。
又象鹿又象鹊的女人微微一笑，挤了一下眼，话里象是充满了反语或暗示。
“浴室都归你所有，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做一切事。”她说。
“可以洗个澡吗？”托马斯问。
“你喜欢洗澡？”她问。
他往自己的桶里灌满热水，走进起居室。“你想叫我先从哪里动手？”
“随你的便。”她耸了耸肩。
“可以看看其它房子的窗户吗？”
“你想到处都瞧瞧罗？”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玻仅仅是她毫无兴趣的一个古怪念头而已。
他走进隔壁的房子，这间卧室里有一个大窗子，两张挨在一起的床，墙上有一幅画，是落日与白样树的秋景。
他转回来，发现桌上放着一瓶开了盖子的酒以及两只酒杯：“在你开始大干以前，来点小东西提提神怎么样？”
“说实在的，我对小东西不介意。”托马斯在桌子旁坐下。
“能看看人们怎么过日子，你一定觉得有趣吧？”她说。
“我不能抱怨。”托马斯说。
“所有的妻子都一个人在家里等你。”
“你是说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你不想你原来的工作吗？”
“告诉我，你怎么了解到我原来的工作？”
“你的老板喜欢吹捧你哩。”鹤女人说。
“这一次罢了！”托马斯显得惊讶。
“我给她打电话说要洗窗户，她问我要不要你，说你是被医院赶出来的著名外科医生。
这样，很自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有一种敏感的好奇心。”他说。
“这样明显吗？”
“看你眼睛的用法。”
“我眼睛怎么啦？”
“你眯眼，随后，就有问题要问。”
“你的意思是不想应答？”
多亏她，谈话一开始就是心旷神怡的调情。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与外部世界无关，都是内趋的，有关他们自己。谈及他和她可以触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触摸性的补充更简单明白了。于是，托马斯提到她眯眼时，在她眼上摸了一下，她也在他的跟上摸了摸。不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看来她是有意设置了一种“照我做”的游戏。他们面对面地坐下，两个人的手都顺着对方的身体摸下去。
直到托马斯的手触到了她的下体，她才开始拒绝，他还猜不透她到底有几分认真。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大截了，十分钟以后他得去另一位主顾家。他站起来，说他不得不走了。
她的脸红红的：“我还得填那张工单呀。”
“我什么也没做。”他反驳道。
“都怪我。”她用一种温和而纯真的嗓音慢慢地说，“我想，我只好再约你来一次，让你完成我没让你干的话。”
托马斯拒绝把单子交给她签字，她似乎在乞求施舍，对他甜甜地说：“给我，好吗？”
又眯了眯眼，加上两句，“反正我也没付这笔钱，是我丈夫给的，你也没得这笔钱，是国家得了。这笔交易跟咱们俩谁也没关系。”
11.
既象鹿又象鹤的女人有一种奇怪的不谐凋，不时激起他的回想：她的调情与腼腆结合，千真万确的性欲被嘲弄的微笑抵消，公寓的粗俗一般和主人的独特不凡相对照。要是与她做爱，她是什么样子呢？他尽力去揣度却无法想象出来，几天来他老想着这件事。
应她的召唤，他第二次去她那儿。酒和杯子都在桌上等着。这一次，一切都自动地进行。不一会，儿，他们便在卧房里面对面地站着接吻（那里，墙上画中的太阳正落在自掸树上）。他给她下达自己的标准口令：“脱！”她不但不服从，而且反过来命令：“不，你先脱。”
他被顶了回来，对这样的反应很不习惯。她开始解开他罩衣的扣子。“脱”的命令下达好几次（伴随着喜剧性的失败）之后，他终于被迫接受妥协。根据他上一次来访时她制订的游戏规则（“照我做”），她脱掉他的裤子，他脱掉她的裙子，然后她脱掉他的衬衣，他脱掉她的罩衫，直到最后他们都赤裸裸地站着。他把手放在她湿润的阴部，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体的同一部位上也有她的指触，对方象镜子一样准确地模仿着自己的动作。
如我所述，他已熟知了将近两百名妇女（加上他当窗户擦洗工期间为数可观的新人选），但他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女人，比他还高，朝他眯眼睛，还用手摸他的肛门。为了压住自己的难堪，他把她按倒在床上。
他的动作如此急促，使她毫无戒备。她那高塔一般的骨架仰面躺下时，他从她脸上红色的斑点中，看到了失去平衡以后害怕的表情。现在，他站在她上方了，一把托住她的膝下，把她叉开的双腿微微向上举起。那双腿猛一看去，就象一个战士举起双臂对着瞄准他的枪筒投降。
笨拙加热情，热情加笨拙——托马斯被它们弄得亢奋以极。他久久地跟她于，不时仔细地察看她那有红色斑点的脸，看一个女人被绊翻后倒落时的恐惧表情，那无可仿制的表情顷刻间早已把亢奋传人他的大脑。
他去浴室洗洗，她跟着进去，并罗罗嗦嗦地解释肥皂在哪里，海绵在哪里，怎样放热水。他很惊奇她把如此简单的事也弄得如此繁琐。最后，他不得不对她说，他完全明白一切，示意对方让自已一个人留在浴室里。
“你不愿意让我呆在这儿看看你吗？”她乞求。
他终于把她弄了出去。他洗完身子，把尿拉在盆子里（捷克医生们的标准程序），感到她在浴室外面前前后后地跑来跑去，想找一个破门而入的法子。他把水关掉，整个寓所突然安静了。他感到自己被人注视着，差不多可以断定，浴室门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窥视孔，她那漂亮的眼睛正眯缝着看进来。
他心境极佳地告辞走了，极力想把她的要素存入记忆，把这种记忆归纳为一个化学公式，用以界定她的特质（她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得出了这个由三个已知项组成的公式：
I）笨拙加热情。
2）失去平衡地倒下之后脸上的恐镇表情以及
3）双腿举在空中，象一个士兵对着枪筒举起投降的双臂。
回想了这几条，他感到快乐，象是获得了这个世界的另一些点点滴滴，用他想象中的解剖刀，又在宇宙那无际的天幕上划了一刀。
12.
差不多是同时，他还有如下经历：每天半夜之前，他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间房子里，与一位年轻女人会面。一两个月之后，她向他提起以前他们见面的事：当时外面正是雷雨交加，他们在窗子下面的一张小地毯上做爱，一直干到风暴平息。那真是难以忘怀的美妙！
托马斯给震惊了。是的，他记得与她在地毯上做爱（他的朋友睡在一张托马斯发现极不舒服的窄沙发上），但他完全忘记了风暴！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们每次在一块几时的情景，甚至能牢牢记住每一次做爱的方式（她不愿意他从后面于她），他记得他们交合时她讲的好些事（她总是要他搂住她的屁股，不要老看着她），他甚至还记得她内裤的式样，而风暴却无影无踪。
对于每一次性经历，他的记忆只录下了性征服中那险峻而窄狭的通道：第一声言语挑逗，第一次触模，第一件她对他和他对她说的猥亵之事，以及被对默许和有时遭到反对的小小的性反常行为。他（几乎是学究式地）把其他一切从记忆中排斥出去，甚至记不起自己与这位或那个女人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见面，如果这事发生在他性进攻之前的话。
年轻姑娘继续谈着风暴，向往地笑了。他惊奇地望着她，心中油然生出某种近乎羞愧的东西：她经历了美好的事情，他却未能与她共同体验。对那场夜晚风暴的两种反应和记忆方式，明的标明了爱情与非爱情。
我不希望，“非爱情”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他对那年轻姑娘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就是按现在的说法，把她看成一个性器具。相反，他非常喜欢她，珍视她的性格与智慧，愿意在她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她。他不是那种在她面前厚颜无耻的人。但这是他的记忆，不为他自已知道的记忆，把她从爱情的领域中排斥掉了。
人脑中看样子具有一块我们可以称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来诱人而动人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具有美感。从他遇到特丽莎起，再没有女人有权利在他大脑的那一区域中留下一丝印痕。
特丽莎占据着他的诗情记忆区，象一位暴君消灭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迹。这是不公正的，那位与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爱的姑娘，一点也不比特丽莎缺乏待意。她叫着：“闭上眼！搂着我的屁股！把我搂紧！”她不能忍受托马斯于她的时候睁着眼睛，专注而敏锐地盯着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总是在她上方那样微微弓起，从不压在她的皮肤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对方带进那神奇的爱流里，也许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绝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种姿势使他们的身体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却可以从几码远的地方来观察打量她。她恨那距离，要与他合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她冲着他瞪眼，坚持说自己没有高潮，尽管地毯已经明显地湿漉漉的了。她还是说：“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换句话说，她是在敲打他诗情记忆的大门。但门是关闭的，他的诗情记忆里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与其他女人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上，才开始了他与特丽莎的冒险。那是推动他一次次征服的职责之外的某种东西。他无意揭示特丽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着揭示地来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开这个世界的屈服之躯以前，就与她做爱了。在她开始想知道他们做爱时她会是什么样子之前，他就爱上她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后来才开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对别人那样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篮里顺水漂来。我以前说过，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13.
最近，她又一次进入了他的大脑。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样取牛奶回家时，站在门道里，怀里揣着一只用她的红头巾包着的乌鸦，那样子就象吉普赛人抱着自己的小孩。他总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乌鸦极为哀怨地嘴向上翘着。
她发现有人用象哥萨克活埋俘虏一样的方式把乌鸦埋了半截。“是孩子们于的。”她的话不光是陈述事实，还流露出一种意料不到的对人们总的深恶痛绝。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对他讲的话来：“我开始感谢你了，你没想要孩子。”
随后，她向他抱怨，说有个男人老在她工作时找麻烦，还抓住她脖子上廉价的项链，说她只有靠额外的卖淫收入才买得起那东西。她对此极为心烦意乱。也许过分认真了，托马斯想。他突然觉得难过，近两年来他能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少，他几乎没有机会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颤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脑子里还牵挂着特丽莎。给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说，一位私人顾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托马斯不想去，担心又是另外某个女人，此刻他的心让特丽莎完全占据着，没有冒险的兴致。
打开门“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位高个头、背有点驼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请进。”那人笑着把他让进屋。
还有个青年人站在那里，脸色红亮，望着托马斯试图笑一笑。
“我想，没有必要让我给你们两位作什么介绍吧。”那男人说。
“当然，”托马斯仍然笑着，把手伸向那年轻人。这是他的儿子。
接下来，只等着大下巴的人介绍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马斯说，“对了，现在对上号了。就是那名字。”
他们在一张小会议桌一般的桌子旁边坐下来，托马斯意识到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自己过失的产物，他的第一个妻子迫使他养下了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审讯时，对这位老者的尊容作过描绘。
为了理清思绪，他说：“好了，你们要我先洗哪个窗户？”
那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明显，事情与窗户无关。他们不是叫他来洗窗户的，只是设了个骗他来的圈套。他从没与儿子谈过话，这还是第一次与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儿子的面容却无意了解其它。他所关心的是，他对儿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双方都这么想。
“好画，不是吗？”那编辑指着托马斯对面墙上一幅镶框的大宣传画说。
托马斯这才扫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着有趣的画，大多数是照片和宣传画。编辑挑出的那张曾经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闭他们报纸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宇宣言上签了名吗？”
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个光荣的宣言，呼吁着当局的激进民主化。开始只有一些知识分子签名，后来其他人也出来要求签名，最后签名的人太多，就没法统计人数了。红军侵占他们国土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运动，每个公民都回答一个问题：”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承认自己签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张好画，”托马斯说，“我记得很牢”。
“但愿那位红军没有在听我们的话。”编辑笑着说。
然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继续说：“尽管我们认真对付，但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们不能绝对地确认警察在偷听我们，有可能而已。如果请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换了一种开玩笑的语调：“可照我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对捷克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不知道会带来多少好处哩。捷克所有知识分子的所有活动，都在警察局的档案夹中记录在案！你知道那些史传文学家们：象伏尔泰、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他们要费多大的劲去重新构想人们性生活的细节吗？捷克作家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切都记在录音带上，包括每一声最后的叹息。”
他转向墙中那想象的麦克风，用洪亮的声音说：“先生们，象以前一样，我想借此机会鼓励你们努力工作，我谨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他们三个人一场好笑，编辑又讲了他们报纸怎么被查禁的经过，讲了那位设计这张宣传画的画家现在在于什么，还有其他捷克画家、哲学家以及作家们的处境。入侵之后，他们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户擦洗工，停车场看守员，守夜的，公共楼宅烧锅炉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门路——出租车司机。
编辑说得满有风趣，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不能集中精力听。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显然，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他对儿子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
最后，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
“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托马斯问。
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他说，“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几个，处境险恶。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签名。这些人物，还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比口吃更严重。他越讲越慢，无论有意与否，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或者用最强音。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又涨得绯红。
“你们叫我来，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托马斯问。
“不，”编辑笑了，“不是要你参谋，我们要你签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他表示推辞，仅仅是出于谦让：“等等，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
“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我们是不会忘记的。”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
“是的。”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也许会好一些。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是不是？”
编辑笑了：“当然是这样。”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难的，是他们绝不会签名！”
“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
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14.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
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15.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
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拉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
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ist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托马斯再一次怀着爱情般的怀念之情，想起了高个驼背的编辑。那个人于起来似乎把历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图画而不是草图。他于起来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无休止地重演，会永劫回归，丝毫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他自信自己是对的，在他看来，那不是一种心胸狭窄而是美德的标志。是的，那人生活在与托马斯不一样的历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图的历史（或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16.
几天后，他又被另一种思想所打动，我把它记在这里作为上一节的补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许还有另一颗星球，我们将在那儿带着前两次生命的经验，第三次再生。
或许还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类将在那里诞生于更成熟的层次（一个层次即一次生命）。
这就是托马斯版本的永劫回归观。
当然，我们立足于地球（第一号星球，无经验的星球），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将会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胧胧的异想。他会比我们更聪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过重复经验获得这种成熟？
只有从这样一个乌托邦的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充分正确地使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概念：乐观主义者无非是认为第五号星球上的人类史将会少一些血污，悲观主义者则不这样看。
17.
朱尔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说《两年的假日》，是托马斯少年时最爱读的。两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托马斯当窗户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渐渐意识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变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时是两次的性约会）。他并末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但发现自己已将气力使到了极限。（让我补充一下，极限是指他的体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问题是气喘吁吁，而与生殖器无关，事物状态都有其喜剧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约而遭难，看上去象要度一个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极，给一个年轻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电话。对方是个妩媚的表演专业学生，皮肤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滩上晒得黑黝黝的，那种海滩使人联想起机动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转烧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四点钟动身去办公室递交自己的工单。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认出来的女人拦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儿去啦？我八辈子都没见到你啦！”
托马斯搜索枯肠，想记出她是谁。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吗？那样子倒象个亲密朋友。他尽力搭着腔以掩盖自己没认出她来的事实。好一阵，他才从一个偶然的记号认出了那姑娘：晒得黑黑的小演员，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这才着手打主意，如何把对方引诱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钥匙）。
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这证明他的脑力和体力一样都消耗殆尽了。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18.
告别手术台的假日，也是告别特丽莎的假日。六天很难见面的日子后，他们最终能充满着爱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天晚上，他们显得疏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接触和亲吻。生理的爱给他们愉悦，但没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样大声喊叫，高潮时脸上的扭曲，在他看来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着了，他们才温柔地依偎在一起。握着他的手，她忘记了那一道将他们隔开的深渊（白昼的深渊）。夜里，托马斯既没时间也无办法去保护她和关怀她。而早上，看见她是令人伤心和害怕的：她显得又悲哀又虚弱。
一个星期天，她请他开车把她带到布拉格城外去。他们去了一个矿泉区，发现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换了俄国名字，还碰巧遇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马斯被这次招见击垮了。
他在这儿突然作为一个医生与别人谈起话来，能感觉出以前那种生活，带着按部就班看见病人的愉悦，带着病人们信任的目光，正跨越岁月的断层向他扑来。他曾经装作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滋滋有昧，现在更是极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着，这一灾难性的大错都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着路面，避免去看特丽莎。他对她很恼火。她在身边的出现比往日更显得是一种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边干什么？是谁把她放在草篮里并让她顺水漂下来？为什么把他的床选作了堤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个别的女人？
一路上谁也没讲一句话。
回到家里，他们也默默地吃饭。
沉默，象一片云海横在他们中间，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越来越沉重。他们逃离这片苦海，径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诉他：“我被埋掉了，给埋了许久许久。你每周来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坟墓，我就出来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总是说，‘你怎么会看得见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总是说，‘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后来有一天，你要去长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不见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错过，就不睡觉了。最后，你又敲着坟墓，但是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睡觉了，已经累坏了。我想我是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了。我终于又出来的时候，你显得失望。你说我看来不舒服。我感觉得出，我下塌的两颊和紧张的姿态使你觉得多么难看。
“我道歉说，‘对不起，你走以后我没合一下眼。’
“是吗？‘你的声音里全是装出来的高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个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个月假，意味着你一个月不愿来看我，你有另一个女人。你走了，我又掉进了坟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会有不能睡觉的一个月来等着你。你再来的时候，我会更加丑，你会更加失望。”
他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令人惨痛的东西，他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
让炸弹把这个星球炸得晃荡起来，让这个国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蛮掠夺，让他的同胞们都被带出去枪毙——他更能接受这一切，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但是，特丽莎梦中的悲伤之梦却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图重新进入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道这一点——把她眼窝里的泥擦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处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19.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
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21.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问题，在乡下，你会对我厌烦的。”
疼痛更加剧烈了，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离开那把想象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特丽莎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补充药品。”
她顾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来的密密汗珠。
他的头没有离开枕头，朝她转过来，几乎是气喘吁吁：对方眼中燃烧着不堪忍受的悲伤。
“告诉我，特丽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事。”
“你否认也没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马斯不愿意收场：“不，特丽莎，这一次有点不同。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释的语调是伤感的，没有敌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气味。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他总是把自己洗得很彻底！身上，手上，脸上，确认没有留下丝毫她们的气味。甚至避免用她们的香皂，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但他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双腿，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
他现在恨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头发。
她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费心去洗那东西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他的胃真是痛杀了他，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我会给我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托马斯极难谈下去了，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要离开这里，但现在别说了……”她还是一直摸着他的额头。两人并排躺在那儿，不再言语。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们很快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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