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暂停甘肃笔记，一是准备不足，跑了一天，虽有题目，但资料太过庞杂，来不及梳理；二是看了一天的基层教育，触景生情，写写代课老师吧。
我经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自己小学的音体美都是村长教的。其实不是，20多年前的西林小学虽然跟村委会一起办公，但上课的还是老师——之所以在音体美教育上严重拖了所谓素质教育的后退，主要是因为我的老师们也没有上过正规的音体美课程，他们在学校被称为老师，放学后下地就是农民。
时至今日，我仍然对西林小学充满感激，不上正规的音体美课，并没有影响我的人格发育，也不意味着我没有一个愉快的童年。尽管音乐课上，尕张老师只会教我们唱浏阳河、南泥湾之类的红歌；美术课上，王廷仁老师用女生从家里带来的鞋样花底让我们照猫画虎；体育课上，大部分时候都是玩农村娃放学后的游戏，郭成虎老师偶尔会带着我们分组玩“活人军棋”，每个人手里捏着一张硬纸片写的“司令”“军长”“地雷”等棋子互相追逐搏杀……
随着我们的班级升级，有时候老师们的角色也会互串，比如，王廷仁老师教体育，带我们去他家的地里干活；尕张老师教美术，让我们拿美术课本自己画着玩；五音不全的郭老师倒是从没教过音乐，但他在六年级的地理课上会告诉我们附近村庄的布局，从而让我对这门课程产生浓厚兴趣。
后来，王廷仁老师岁数大了，退休后当了一名阴阳先生，跟他的团队在十里八乡的丧事上念经挣两个烟钱；尕张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种起了大棚；最年轻的郭老师开了一个小卖部，为每天在铺子里打麻将、下象棋的人们服务。一个肤色较黑的张老师，被家长们叫“张黑桃”，跟我爸是高中同学，据说不务正业，教了几年书就外出闯荡世界去了。还有一位老张老师，我上学时已经是幅老汉打扮，60多岁的时候在很多老汉仍然下地干活的年纪，他“英年早逝”。当年的老师们，今天仍然留在西林小学的只剩下我的表叔曾老师，因为身体原因，务不成庄稼，也打不了工，还在学校里“哄娃娃”。
他们经历不同，但身份一样，都是代课老师。我从未忘记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学毫无章法，也跟他们时常用树枝抽打我们无关。现在仍记忆犹新，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童年里，用他们的方式带给我值得回味的童年乐趣，用纯朴自然的方式释放出了孩童们的天性，教育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农家子弟。这些真实带给我的价值，也许远远超过了认识几张乐谱、会摆弄几件乐器、掌握一些基本的绘画技巧以及正确的投篮姿势与射门脚法。
然而，谁会记得他们对农村教育的贡献？历史或许会记得，但历史也会遗忘。今天下午见到一个教学点的“校长”，很多年里，那个教学点只有她一个人。用30年的时间，像种庄稼一样将村里一茬又一茬的孩子送出去，她的身份仍然是个农妇。晚上吃饭时，教育局长讲到几年前他在一个山村教学点遇到一位代课老师，同样是一个“光杆司令”校长，这位59岁的老“校长”穿着一双旧胶鞋，打着五个补丁，对教育局长说，现在每个月有600块钱的收入，明年退休了，他想不到自己还能靠啥生活。
教育局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一句，“国家对不起这些代课老师”。因为前些年，上级出台了代课教师转正的政策，但是划了一条硬杠杠：1984年之后入职的，不能享受政策转正，要么继续拿几百块钱的工资既当农民又当老师，要么参加转正考试。年轻的老师还有希望通过考试，但对于那些上了年纪又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师们来说，他们通过转正考试比学生们参加高考还难。局长愤愤不平地说，“难道1984年之后入职的代课老师们几十年的贡献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一个基层的教育局长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所气愤的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把这些为农村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代课老师们当做包袱。1984，是我出生的那年。今天，这些老师们被当做政策的包袱；但是总有一天，那些决策者们会被历史砸上一个重重的道德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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