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由来
殷商王朝先祖王亥，时称“高祖王亥”，善贾。典故“服牛负贩”就是指王亥将牛加以驯服来驾车和运驮东西，于耕作之余经常赶着牛羊和用牛驮运的土特产品在东方地区各方国、部落间进行贸易交换，由于王亥和各方国、部落间的贸易交换往来次数多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商族人，都管他叫商人。
《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王亥的儿子）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都毫，是为八迁，此建国前徙八次。立国后又迁五都：仲丁迁于敖（加左耳），河檀（去木）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海南安阳）。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此。是游牧？不尽然。《国语·周语》：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也未可知。
商王朝覆亡后，商族人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到各地，由周朝严密监视和统治。一些原先的商朝贵族和平民虽然仍能“各居其宅，田其田”保有一部分田宅和享有自由民的身份，但经济状况已不如昔日甚至不能很好地赡养家属，为了增加收入，在当时“殷人重贾”风气的影响下，他们把经营商业作为自己的副业，做他们熟悉的买卖行当。在周人的心目里，做买卖的人就是商人，商亡后，这个印象就更深刻了，其时的商人称谓已带有了一种鄙视性了。
商业主义精神
在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背景熏陶下，儒教把人们职业的等级分别从士、农、工、商排列而使商人的职业地位居末。这与儒教思想礼、义、利的理解尤关。商人的目的在于盈利，商人在调剂商品与货币的过程中，一方面因商品而带来的货币增值与否而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焦虑的心态中，从而产生了本能保护式的自私性。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儒教的俯视性影响使商人感觉缺少一种宗教形式的保护而怯懦。自私和怯懦的结合从而产生了商业主义精神。
初见商业主义一词来于辜鸿铭，辜先生认为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使我们不敢单个的去反抗群氓与强权。这种商业主义精神的产生导致了群氓崇拜与强权崇拜。
在宗教信仰的缺失与迷惘而经济基础决定阶级地位的社会形态下，一方面无序的商业竟争使得商人需要一种有型的支撑来托起这种急功近利的商业运作模式，从而产生了群氓崇拜。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制度的调控，使得政治不是以一门科学存在而是以充当宗教的形式而存在，这种政教形式的现象充当宗教在国民心中由来已久，而商人的怯懦更需要一种掌控权力来依附，因而产生了强权崇拜。
而今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引导下，商人的盈利功能彻底的改变了赖以立足的社会地位，如同特朗普吊着鼓鼓的口袋脖子一梗也能跳脚总统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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