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经济史学家很早就否定了“欧洲中心论”,指出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区在科技、经济以及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不是从来如此。
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中国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宏伟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这条路并不好走,因为没有谁能够知道,当中国面临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时,到底哪条路才是正确的。
然而,每一个转折,都面临着新的难题,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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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各种政治和经济事件掺杂在一起,扑面而来,遮挡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团团迷雾。
中国的宏观环境悄悄地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
第一次变化: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中美贸易战升温,外需动荡导致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中央高度重视,刘鹤甚至直接飞去美国沟通。
第二次变化:5月伊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破6.35技术平台,之后快速开启贬值,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接连跌破6.4、6.5、6.6、6.7、6.8五个关口,贬值幅度高达7.5%。美国媒体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对抗贸易战,我们不背这锅。
第三次变化:央行开年后陆续三次降准,通过MLF大量投放基础货币,指导商业银行进行定向放水。
国内经济也发生了一定的“震动”:
年初以来,国内信用债危机再现,大量上市公司出现严重债务违约;
7月初,大量P2P崩盘跑路,受害者众多,股市黑天鹅频频爆发,闪崩、退市给金融市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目前市场如同黄土高坡,土地龟裂,高层希望能通过放水,润泽干涸的实体经济。
事已至此,我们需要寻找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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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在2018年确实经历了困难时期。市场中的各种现象也表明,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阵痛:
股票暴跌接近2700点、债市不断违约、P2P接连爆雷,使金融市场感到了恐慌,使人们感到了忧心。
与此同时,财政部今年在大力进行去杠杆与财政紧缩,光伏、新能源行业补贴被取消,一些城市的机场地铁建设也被叫停,财政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属于财政系统的去杠杆战役。
于是,央行与财政部展开了一场旷世的口舌之战。而这场争议,着实让老百姓看呆了眼。毕竟,国内部级单位吵架还是比较罕见的。
只有央行的定向放水,扶持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才使民众松了一口气。
毕竟,大家都想从目前的困局中走出来。
虽然很多人都在担心,央行发行的货币无法刺激经济,全部流到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资产池子里空转。而且早在2009年11月份,中国货币供应全面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40%。到现在,中国的货币供应已经超过美国与欧洲之和,但我们的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60%。
但是,毕竟我们要发展嘛,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人工降雨”也是“雨”。
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过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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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万亿的经济体量毫无疑问是个“超级经济体”,然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利润怎么分配?中国的风险由谁来承担?
对迷信“逢八必变”的中国人来讲,2008年的次贷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海啸还恍如昨日。
可面对内忧外患,中国经济就是跑得快!
毕竟面对一连串的宏观环境变化,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转折。
第一个转折:从去杠杆到稳内需
今年4·23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持续扩大内需“。这个要求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这样的表述也是第一次出现。
其实,中国真正的扩大内需、消费升级是什么?是扩大刚需范围!
假货横行的拼多多为什么能成功?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把最底层的消费欲望激发起来了。
第二个转折:货币政策信号转向
从年初开始的三次降准降息,到央行释放5020亿MLF,到央行扩大MLF担保品范围至AA级债券,再到央行指导商业银行定向放水。一系列央行货币政策指向——“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视外部冲击的影响,将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国务院常务会议改流动性定调为“合理充裕”。
水是一定要放的,一定要把实体经济给再度激活!
第三个转折: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
2018下半年刚开始,央行就迫不及待地窗口指导银行增配低等级信用债。而银保监会也表示,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发展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雪中送炭。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更好地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
政策已经转向,潮水逐渐退去,终于知道谁在裸泳。大清算下已经有人为自己曾经埋下的雷(高杠杆和高债务)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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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的问题也有类似情况。
中美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巨额贸易逆差。冲突从贸易领域不断向科技、货币、意识形态领域蔓延,今天调高关税征收比例,明天又技术封锁你多少家企业,后天再悔恨当初为什么要让你入世……越来越有冷战态势。
上周末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长文《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提到克林顿当初支持中国入世时,是希望将中国纳入西方经济体系中,同时消减保守力量的控制力:
“中国入世,不只是简单地让他们同意进口西方产品,也代表他们同意进口民主政治珍视的一个价值观——经济自由。当个体拥有不止是梦想还有实现梦想的权力时,他们会诉诸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也因此握住了一把双刃剑,虽然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通过重金买入多少大豆、飞机就能让美国“闭嘴”,但巨大的经济体量,依然能够撕下美国的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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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外有中美关系对峙,内有去杠杆的压力。虽然政策出现连续转变,但是资本与大国的激烈博弈对个人来讲永远是一个未知。
当然,中国正在迎难而上地完成一场变革,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对权力的再分配,激活民间活力,让“减税”不再是一场文字游戏;让地方财政真正地行动起来,解决财政困难,解决僵尸企业,解决冗员现象;逐渐解决眼下中国社会最现实、最迫切需要改革来解决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
因为,“中国经济奇迹”能够诞生一次,就能够诞生第二次。
我们这次也能把路走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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