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父亲已经去世3周年了。
父亲于2013年10月27日11时25分在西安与世长辞,享年89岁。老人家的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并无什么异样,只是到了2013年9月初,发现他日渐消瘦,乏力,不思茶饭。到医院检查,诊断是肺癌晚期。他早在50岁时就戒烟戒酒了,怎么会是肺癌呢?这把年纪了,手术是不能接受的,只好回家静养。到10月上旬时已经不能走路,开始坐轮椅。到中旬时,人瘦得不行了,只能靠喝一点牛奶或米汤维持着。最后住进医院,也只能用能量输液治疗,没有其他办法。前来看望他的亲戚朋友,想与他说话,他只是淡淡地看着对方,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在临终的前十几分钟,当小妹从外地赶到病房时,他似乎睁眼看了一下,然后又睡过去了,紧接着脸上溢出来了眼泪。这大约就是父亲与我们的最后告别。接下来没有了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父亲虽然没有伟大的事迹和不朽的功勋,但却是一个善良的平常人。
说起父亲的这一生来,不得不说陈光舜伯伯。伯伯于2012年12月3日去世,享年93岁。伯伯生于1919年。父亲生于1925年11月14日。伯伯长父亲6岁,两个人都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张卜乡吴东村。村子里95%的人姓吴,是本家人,另外的一家姓陈。吴陈两家虽没有血缘关系,但相处得融洽。父亲叫陈光舜为舜哥。
伯伯先是在村里读私塾,后来14岁考入渭南渭阳中学。在新体制的学校里,他接触到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先生的著作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使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朦胧的认识。1936年,他转学到西安师范,接受了更多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他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他于1937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从西安师范毕业后回到高陵,在县教育局任教育委员。他与其他革命同志秘密着手组建了高陵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先锋队副队长兼组织部长。到1938年5月,高陵县先锋队成员已发展了100多人,并组织输送了60多名队员赴延安等地学习,为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他在先锋队的事情已经让国民党县党部察觉,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去泾阳县中共陕西省委党员骨干学习班学习,后因申请赴延安未获批准,遂于1938年初奔赴抗日前线,分配在驻山西垣曲、横水地区的国民党四十二师二四七团。
1939年初,黄埔军校在伯伯所在的部队招生,他顺利通过考试后,成为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六期步兵科的学员。
1940年初,伯伯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工作,历任军警卫连排长、第十七师司令部情报参谋兼侦察队长、第五十团七连连长等职。参加了1940年坚持中条山的"四一七"战役。
父亲幼年时奶奶病逝。7岁以后在村里读私塾。那时候家境富裕,在县城还开着油房和铺子。爷爷是个秀才,青年时期在杨虎城将军手下担任文书,后来因肺病死于吴东村。爷爷去世时30多岁。当时匪患猖獗,导致族上的家业凋零。十一二岁的父亲成了孤儿后,放弃了学业,在县城有钱人家的店里当学徒。
1941年8月下旬,时任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司令部情报参谋兼谍报队队长的伯伯,回高陵老家执行公务时,在县城与父亲邂逅,见父亲孤单一人,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应娃子,跟哥吃皇粮去!"父亲当即就跟着他走了。
是年9月初,父亲随伯伯来到抗日前线,在第十七师司令部担任传令兵和谍报员,并参加了坚守黄河铁桥的广武战役。期间随部队转战潼关、陕县、灵宝、巩义等地抗击日军。1944年春天因在中原会战中左臂受伤,父亲被调往陕西户县三十八军留守处任营房管理员。抗战结束后,父亲所在留守处自行解散,即投奔国民党陕西保安旅,在连队担任司务长。西安解放后,父亲随部队南逃到陕南大巴山区时,1949年阴历8月5日,在解放军第五十七师(即原第十七师)的围困下,父亲所在部队起义,整编后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七师七零团一营一连任司务长,随部队在陕南剿匪。
1952年解放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父亲随部队转业来到甘肃玉门油矿工作,从此扎根于祁连戈壁,如是者竟30多年。
在1944年中原会战中时任第五十团七连连长的伯伯与父亲失去了联系,并于1945年7月带领全连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参加了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白晋线战役、豫北战役。1947年8月参加豫西战役,进入陕南,建立卾豫陕根据地,坚持在陕南地区的游击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1951年到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任训练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工程兵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基本系副主任。1970年9月任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1973年3月任兰州军区步校(后改为陆军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顾问。1982年底离休。1998年当选为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2000年10月,父亲在西安定居,并当即至西安陆军学院干休所拜访了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光舜伯伯。他们自1944年5月在洛阳分手,从此以后杳无音讯,一别就是56年多。当时伯伯25岁,父亲19岁。现在伯伯81岁,父亲75岁。岁月并没有将他们的记忆抹掉,当他们见面时马上都认出了对方,父亲仍叫着"舜哥",伯伯则叫着"老吴",然后各自谈起了1944年5月分手以后的日子。他们的青春岁月是在战争的枪炮声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难掩喜悦之情。伯伯笑着对我说:"那时候你父亲个头不高,但很机智,部队的行动口号对答如流。现在也很精神嘛!"伯伯是高个头,偏瘦,但精神矍铄,健谈,说话时慢条斯理的,思路清晰,有儒将风范,他正在写他的革命回忆录。婶婶与伯伯同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她很快就认出了父亲。婶婶也是老革命。伯伯是军职离休干部,本来家里配有保姆,但为了节省费用,将保姆辞退了。婶婶要为我们亲自擀面,被我媳妇拦住,媳妇下厨房做好了晚饭。伯伯拿出了一瓶存放了十几年的洋河大曲,我陪他喝了几杯。父亲50岁时戒烟戒酒,现在连茶也不喝了。
2004年7月,正是酷暑天气,我将伯伯一家接到凉爽宜人的灞河岸边小住了几天。那时候伯伯已经不喝酒了,当我拿出了茅台酒,伯伯笑呵呵地说:"茅台酒是国酒,还是要喝几杯的!"
现在伯伯和父亲都相继走了,一切都如白驹过隙,感觉着告别了一个时代。伯伯这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真可谓戎马一生,是典型的职业军人。父亲这一生经历坎坷,艰辛备至,九死一生,虽没有伯伯的那种辉煌,但也是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为了党的事业,甘于奉献,倾其一生,无怨无悔。他尊重领导,爱护下属,善于关心和帮助职工及其家属们的生活疾苦,也受到大家的尊敬。有一次,正在吃午饭时,家里来了一位在局机关工作的女青年。她领取结婚证已经快两年了,去北坪房管站登记了无数次,也多次找了正副站长,皆因房源不足而一推六二五。因为没有分到房子,小两口子各自住在自己单位的职工宿舍里,无法在一起生活。她哭得稀里哗啦的,让父亲过意不去,就劝她先吃饭再说。可是她死活不肯吃东西,就是一个劲地哭着。父亲最后说:“女子你别哭了,你在这里吃饭,下午上班我陪你去房管站,想办法给你腾出一间房子来!”那女孩子破涕而笑,并一起与家人吃了饭。事后才知道,这女孩子经他们处长点拨了一下,说吴主任善良厚道,中午下班一个人去他家拼命哭,最后肯定能解决的。饭后父亲带着她来到房管站,与站长沟通了一下,最后房管站于当天下午就给她调整了一套一间半的房子。父亲是主管领导,下面的人肯定要听从他的建议。那时候是“文革”后期,油田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几乎在八九年间就没有盖过房子,都是靠五六十年代的老房子在做过渡和调整。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油田职工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职工们的敏感话题。父亲尽全力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在职工中有口皆碑。
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他在战争年代几次挂彩,均死里逃生,但是他的许多战友却牺牲了,没有能够看到胜利的这一天。在和平年代,他又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侥幸过关,可是他的一些战友和同事却含冤去世。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都是因为有伯伯的扶持。偶然的邂逅改变了父亲的世界。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伯伯曾对我说:"那时候革命可是要掉脑袋的!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父亲也常说:"现在的生活多好啊!强军也是为了和平!"
上一辈人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我深切地怀念两位长者,一方面也在激励生者。我把两位老人的话抄在这里,无非是要让大家知道过去的岁月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