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因余新忠先生的一篇关于“良医良相”的论文而对医疗社会文化史产生了兴趣，于是开始阅读相关书籍，这本《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是余先生踏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开篇之作，史料详实，结论新颖，值得一读。
历史领域的学者研究医学史的角度的确与医学领域的学者不太一样，医学专业的学者更愿意探讨历代医籍中的医理而非历史背景，而历史学家却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以及非医学书籍，本书对于医学材料的引用也只能说是引用，并无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作者的主要目的或者说问题指向并不在于瘟疫本身。其从地方志等历史资料中提炼出的相关数据让我深感佩服，虽然这些记录在册的数据可能并不能反映出很多真实情况，但至少能让我们对这一时期各地区的瘟疫情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笔者认为全书的精彩部分在第五章与第六章，尤其是第六章。作者运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再现了清代人们对于瘟疫的各种反应，从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到社会各界救疗瘟疫的举措，如此种种都通过历史文献的铺陈而历历在目，之后又根据史实分析了医学与瘟疫的关系以及瘟疫的社会影响。
其实在医学界，人们对于清代也多摇头不语认为乏善可陈的。然而通过余先生的论述，我们能够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区医学是随着疾病的出现和变易而不断地发展成熟的，社会也同样如此。虽然清代朝廷、官府在公益管理事业中常常缺席，但本地的社会力量却能积极灵活地应对各种局面。整个江南地区或者说是整个中国由于有着共同的儒家传统理念，地方上有能力的人多愿主动承担起一部分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因此在中国，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并不存在着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与对抗，而更多的是合作与互补。
那些卫生防疫的观点与措施也并非是此前从未有过而直到西方传入才确立的，清代江南的民众的基本防疫观念已经比较成熟，只是缺乏理论的深入与总结，只是到细菌学说的传入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清代的慈善机构也具有一定的防疫举措，如施诊、赠药等，早期的西式医院与传统医药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它们的区别主要是由于两种医学模式所需要的诊疗方式不同罢了。
读完本书，笔者最大的收获除了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之外，便是这些论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动力与路径，并不全是西方文明促动的结果。虽然目前从形式上看好像是直接照搬，但实际上其内在的精神仍然未脱离中国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将那内在的精神阐释明白，恢复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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