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里要开五次党代会，秘书长是个很要好的人，工作处处都想出彩，很想把党代会报告写好。秘书长说让我组织人员写报告，我说得满足点小条件。秘书长说你讲吧！我说买四台电脑，在濮阳宾馆开九间房。秘书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一帮人聚在宾馆，奋战月余，拿出稿子。
在常委会上，领导们说这个稿子太平淡，没新意。散会以后，秘书长脸色很不好看，组织一帮写材料的人研究怎样改材料，让大家发言，鸦雀无声。我发言，说这个材料哪儿不行，哪儿不行。秘书长一听，大恼，拍着桌子吼，“张玉民，谁说这个材料不行，你不能说不行，不是你领着人写的吗？”我也不示弱，说我写的不错，是谁改的？无意中牵涉到高层领导，他拿起一把椅子朝向我砸，于是乱作一团。
气氛稍平定以后，秘书长说：“张玉民，你有什么意见、建议，只管提，采纳不采纳，就看某某的胸怀了！”随后，我就被排除在外了。党代会结束后不久，就被调到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明升暗降”。
在这当中，另有一段儿小插曲儿。下午三点半的常委会，三点前我去了书记办公室，我把写好的4页内容，递给书记，并说这些内容供他总结时参考。事后才知道，散会后，主管领导到书记办公室，问书记他的总结发言，是不是张玉民让他那样说的。书记回答说不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事儿，总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我从不承认市五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有我的参与。建市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只有四次党代会报告第三部分“推动我市经济跨越式发展”是我单独起草的。这些内容，在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令我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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