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 —— “甩了巧珍儿的” 路遥 (三)
俗话说，祸不单行；但好事也不独来，好事成双嘛。路遥的 《人生》被拍成电影上演后，是国内文艺界一个热议的话题。本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是文联的职责，与我作协无关，但莫言的《红高粱》和路遥的《人生》都是我国在柏林金熊奖的力荐之作，这回小说的作者本人将访问西柏林，自然是文化接洽的极好机会，我们事先联系好了金熊奖评委，约好带上电影《人生》，毛遂自荐。因影片尚未译成德文，我从小西天电影厂调来录像带，在单位试了一回同声传译，我们要在电影正式翻译出品前先给评委会一个 “Vorgeschmack”，我当时信里就是这么写的，后来因为 “六四”，好多好多文化、文学项目都夭折了，我不想评说这一历史事件的得失，只想记录下某些史实。这怪不了谁，只能说是历史造成的。“六四” 的发生，那时我已到了慕尼黑，一夜间整个西方国家把兴趣都转向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不然慕尼黑的汉莎出版社早就出了莫言小说《红高粱》及他的小说集。
那天下午，我跟路遥单独去的电影馆，一位长者老板和蔼可亲，身边带一个中德混血的男翻译，85 年在西柏林艺术节见过，没有深交，其背景不甚了解，只知道是德国土生土长、德语作为母语，中文发音很标准，估计父母的中方是个知识分子，但没听过他长篇的中文翻译。见面寒暄时，我作为客人老板先用他，路遥作了影介，其实即小说的背景交代。翻译时他不需要说中文，听中文说德文便是，其实我很想听听他的中文，知己知彼嘛。很快他对路遥的陕西口音发生困难，很多地方路遥必须改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为了谈话的顺理进行，时而我不得不介入。
是评委抑或电影馆的其他人员一共来了十几号人，那位翻译提出他听力有困难，同声传译还是由我承担。电影馆的音响、影像设备一流。对同声传译的操作程序我不陌生，我有过一次经历。85 年秋我作家团出席南斯拉夫马其顿国际诗歌节，我做过一次同声传译，是英中对译。也是因为那时咱们国力穷，没有外汇派两个团出访，所以出访东德团顺访南斯拉夫。为了省掉一个翻译的旅费，领导从我的档案里一定知道了当年我大学考的是英语。我外校小时侯的童子功还在，就让我访南时兼任英语翻译。一开始自己心里还是没有十分的把握，到了贝尔格莱德记者挤堆地来采访，一听，我地妈，记者说的是什么破英语，满嘴重重的斯拉夫语口音，连个发音都听不清楚。这样自己就有了自信，英语越说越上口。后来大会组委会找同声翻译人员问我行不，我说没问题！
求学到了德国后，有一次北京市委来了一个考察团，考察德国政府是怎么解决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保问题，由马普所 （Max Planck）接待，让我去作会议翻译，讲好一小时 400 马克。为了节省时间（德国人还是挺能算的），马普所提出要同声翻译，但大家坐在会议室大长桌边，30 好几人，也没有个同译设备。我说如果非要同声传译，那就中国人坐一边，德国人坐一边，我坐中间，大家立马起立调整座位。会议开始，等到中国人发言，我把脸转向德国人，把耳朵留给同胞；到了德国人讲话就反过来。但是没有设备的同声翻译，自己说话会影响自己的听力。然而我们是北外出身，有听说领先的传统，还是有一定的训练有素。那时年轻记性好，口齿伶俐，翻译时半个脑子管耳朵，半个脑子管嘴巴，两个钟头不歇不喝，完了人都发木了。
今天的电影因为我事先看过一遍，有些情节知道了下文的场景，心里有了准备译起来就会轻松得多。我自信我的传译是成功的，从观众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跟着情节走，为电影的内容所打动，看完后大家还默默地静坐了一分钟，消化着电影里的情节。80 年代我国翻译奇缺，我们虽年轻，但已承担起重要的翻译任务。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访华见邓小平，诺大的中国外交部竟出不了一个称职的翻译，不得不请我北外德语系的张仁礼老师出山，我们在 103 路公交车上邂逅，张叫苦：外交部让我去给施特劳斯当翻译，这么大热天，连车都不派一辆，还让我挤公共汽车。
快临近告别时，让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出现了，老板要付版权费，说刚才不能白看了这场电影。80 年代的西德富得流油，我们当时连奖学金都拿不过来，第一个还没结束，第二个已经来了，德国法律规定不能同时享受两份奖学金，要跟第二个基金会商量推迟三个月；加之西德人又非常的 gentlemanlike，施舍心很强，他们对我们是很友好、很礼貌、很客气，但这种友好帮助不是在一个平面线上，是一种居上临下、俯瞰式的友好，是一种施舍、同情甚至可怜。但作家们为了回国能买上个彩电，也就不去分析那么透彻了，权当不懂。现在的几零几零后，是永远无法想象那时一台彩电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象张洁这么出了名的作家曾跟我说过：小金啊，我写作一辈子就想买一台彩电，给我妈买一台彩电。这不仅说明了张洁是如何的孝，更说明了短短的40 年前中国人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何等的可怜。眼下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理解妈妈当年从菜市场买回带泥的菜要摘洗花去很多劳动和时间，问为什么不去超市买干净、现成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是到了什么年代才有了超市。就如同有人问当年孔子出游怎么没开车自驾游一样，会让人啼笑皆非
我一听说还给稿费，手里也没什么可回谢的，就把那盘录像带权作礼物留给了老板。老人出手宽绰，我们正急需外汇，也不客套，恭敬不如从命，就如数收了。我们的团队又增添了几百马克的实力，路遥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让他私下留住了稿费，我跟团长讲好守口如瓶，就到此为止，算是一次意外之财，回国不再提此话题。路遥的失却已经补全，全团恢复了良好的情绪，我也补救了差一点捅出的篓子。那天团里的热情很高，不光我们解除了淤积心头的阴影，而且陪同小姐准备晚上带我们去 Disco，团员扎西达娃，历次出访团中唯一的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住到了阿克曼家里去了（《沉重的翅膀》的德文译者，后任歌德学院驻京院长）。心情感到了轻松，我们喝了啤酒，路遥平常不喝酒，那晚他喝的是啤酒还是饮料已无法记忆。路遥提出了难得的请求，希望外联部能安排他去一趟苏联，他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崇拜一生的保尔 · 柯察金当年亲手筑成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名著：“我们年轻时代读得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已记不清来回读了几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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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出国几天来久违了的欢快时刻，我们回顾了白天的电影，谈到了他的小说《人生》。他情绪好了，话也多了，说小说《人生》其实只是个提纲，当时只因急功近利，需要稿费等米下锅，同时也为了急于出名，发表有些过为仓促。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该写而没写进去，想把《人生》改写。我一听马上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行，《人生》是你的处女作也是你的成名作，这块奠基石万万不能动，我在北外读大四时就听你的小说广播，多感人啊，高加林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物。你如若心里还有要写的，还不如重起炉灶，再写一本。
也是因为对这一人物的膜拜，四年后读研结束我到了作协有机会认识了作者本人，心里一直想着无法释怀的疑问：高加林是否就是路遥自己？因为跟路遥有过共同的知青经历，我们很多话题一拍即合。几天来的风雨同舟，彼此有了很多的了解，关系也变得亲密，加上我们还齐心协力共同克服了困难，象是已成了患难之交。因喝了酒，谈吐变得随意，我情不自禁地出言一句玩笑：路遥，巧珍儿那么好的姑娘，你当时怎么忍心把她甩了？没想到路遥神色顿时黯然，又恢复了昨天的悲哀，他的心灵回到了他知青年代的记忆，他又跟巧珍儿紧紧相挨在一起。他不觉潸然泪下，痛苦得难以自拔。
对一个作家自身而言，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本小说；人生只有一回，写自己能写成功的也只能有一次，人生的顶峰也只有一个。就象初恋，也只能有一回，过去了不会再来，终生就这么一次。有人说自己的人生没有过恋，那是因为你的恋还没有到来。
之后我来德国听说了他的新作《平凡的世界》；后来又读到了相关的书评，有人说看了《人生》就没必要再看《平凡的世界》了，情节如出一辙。难道是路遥真的改写了《人生》，抑或扩展了《人生》，才有了后者？我没读过《平凡的世界》，没有发言权。但我确信：有的作家一辈子能写很多很多的小说，象莫言，因为他的小说都是在写别人; 也有的作家一辈只能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成功之作，他永远在写自己，象路遥，古华、鲁彦周，因为人生只有一世。（全文完）
2019年2月18 日於德国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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