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一本关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的书，作者丹尼尔·贝尔在此书中对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研究。此书自发表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方瞩目。这本书是对1973年以后的30-50年间（即2000-2020年间）的社会预测，而当下的我们正处于他所预测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中，其预测的方面大多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在预测的时间段未到来前，预测虽不能预报出结果，但可以说明政策决定能够发挥效用的限度或者范围。而当下，我们正处于预测的时间段内，这时再去研究这本书，是否又必要？这种预测对我们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有何用处，对我们预测未来的变化有何价值？
一、作者简介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2011），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从小随寡母生活在社会下层。1938年，他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工作，194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2年起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时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有关的社会政治活动。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贝尔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今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年）和《曲折的航程——社会学历程论文集1960—1980》（1980年）等。贝尔学术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其“后工业社会”理论。
小时候，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贝尔备尝艰辛，又处于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使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排犹倾向深有体验。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运动促进了他思想的早熟，15岁宣布不再信仰上帝，转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共青团，上街宣讲革命道理。他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在大学选择社会学作为其专业方向。
贝尔在青年时代的激进经历并未使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课程及任教初期，正值左翼文化运动退潮，大批同路知识分子因对苏联政策不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幻灭，转而支持罗斯福新政，肯定颂扬美国民主传统，重建“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想体系。贝尔积极参加战后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在总结30年代左翼运动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认为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利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这一时期，贝尔确立了他居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既继承了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以左翼运动过来人的体验批评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倾向，主张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平等。
50年代的美国，由基本和谐沉稳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经过60年代的政治冲突和文化骚动之后，以罗斯福-肯尼迪改革哲学为轴心的新政联盟在70年代初宣告破裂，学术思想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也在内外夹攻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日益强盛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且越来越支配着尼克松和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方向。贝尔，对这种新保守主义有赞同的地方，亦有批判的地方。
贝尔每次应时代之变而调整自己的立场，都注意前后连贯，平抑偏激。作为批判社会学家，他多次反复强调，他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他的这种立场亦是他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冲击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立场。
二、“后工业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夏，贝尔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个词，并提出了他对未来西方社会的设想。其后，在1962年和1967年又分别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两篇长文。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对“后工业社会”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姊妹篇，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
三、文本解读
（一）导论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贝尔对西方社会变化的预测。他认为“今后的30-50年间”（指20世纪70年代-21世纪20年代）出现“后工业社会”。在他看来，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强调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展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社会的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21世纪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有关历史变迁理论，不能只靠观察来认识，更应依靠逻辑顺序来思考。概念图示是我们认识我们观察问题的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一个概念图示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辨别其同异。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它并无真伪之分，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示的“反映”。然而以往的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大多采用单一因果论或突出第一位因素的影响，这种方法论过分单纯和机械。在这样反思后，贝尔提出“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注重系统论，寻找社会如何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设法在概念性图示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其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在解释社会变化时，这种原理能使人多角度地分析，可以避免片面决定论和因果关系论。
许多社会学大家在论述社会时都含蓄的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思想，但他们在分析整个社会的运转是指围绕一个轴心，如马克思将商品生产作为其中轴原理，将公司企业作为它的中轴结构。不同的中轴，可以看作不同的立足点，其对整个社会的运转的分析则不同，但单一的中轴很容易趋向片面决定论。因此，贝尔将社会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领域并分别围绕这三个不同的轴心独立运转。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过去这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通过一个具有共同特性的结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技术和职业结构的变化。贝尔将中心放在技术的影响，将技术作为中轴。他并不是将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而是作为一个分析的因素，以观察新技术出现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必须设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方面。而技术是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的，以技术为中轴，即以理论知识为中轴，将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当下的世界是共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会历经这三个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三个社会形态在分布地区、经济部门、职业高低、技术、意图、方法论、时间角度和中轴原理等方面中都各不相同（见书130页表1-1）。前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国，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包括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生产率低。这些国家以传统为其轴心原则，受土地、资源的局限，技术的水平不足以改变其固有的生产力。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西欧、北欧、日本和前苏联，其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轴心原则而运转，能源的开发利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技术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美国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后工业社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
表1 社会变化的总图式（部分）
表1中，通过对三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对比分析发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不断提高，也使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改变了生产关系。这种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与政治决策、文化结构之间存在不少的对立之处。但在这种变化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技术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可能或不可能力求在社会上确立一个新的阶级的集团内聚力，成为后工业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
后工业社会包括五个方面的特征：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科林·克拉克将经济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农业，第二类是制造业或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按照这一标准，后工业社会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服务业包括：个人性质的（零售商店、洗衣店、汽车修理、美容店）；企业性质的（银行业和金融业、房地产、保险业）；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以及保健、教育和管理，最后这个类别的增长对于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是表示一个新的知识界——在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专业以及管理部门——不断扩张的类别。
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社会，存在的不是人与自然的竞争，而是人与人的竞争；其竞争对象不再是原料或能源，而是信息；其主要任务则是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若干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商品运动和能源使用增加的辅助性服务，同时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劳动力的增加。第二阶段，在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销售（批发和零售）和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传统的白领就业中心的活动也在增加。第三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家庭用于食品的费用开始下降，边际增长额首先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然后用于奢侈品、娱乐等方面。而后，个人服务部门（包括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同时，为延长人的寿命使得保健事业不断发展，因技术需要而使得教育事业不断扩展。最后，由于对服务业产生更多的要求，以及市场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较好环境和较好保健与教育的需要，政府特别是全国和地方一级政府开始发展。
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经济部门的分析，是看人们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们还需要深入内部去看人们做什么工作，即分析职业分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日益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从美国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可以看到，1956年，美国的白领数目首次超过了蓝领；到1970年，白领与蓝领的比例超过了5：4。在白领工人的增长中，贝尔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最高，同时这些人员依靠知识的力量，对经济发展的力量也越大。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包括教师、工程师、工程与科学技术人员、科学家等。
在这种职业结构变化中，受过更多教育的新生代劳动力可能对货币的感觉不再那么重要，而是争取对工作决策掌握控制权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作为主导地位的专业与技术人员也越来与关注社会的情况，对社会参与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需要在工作和专业领域快要进行的时候，美国出现了更多强烈的限制变革发展的方面。主要包括：第一，是生产率方面的限制。由于服务业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在服务业中以机器代替人力比在商品生产中困难，因此服务业生产率不如工业生产率提高得快。第二，是通货膨胀。其根源是政府的欺骗行为。第三，是美国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最近受到威胁。由于制造业产品定价过高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下降，从而，进行社会实验的余地就更少了。第四，是政体本身的竞争要求大量增加。公共机制成了产品的分配者，公共选择决定服务，而不是市场与个人需要决定服务。
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
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而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化。其中知识是指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验证指出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重视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理论知识在组织决策与指导变革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处于中心的地位。
4．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盲目的，我们需要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新的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也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这种作用却常常被人忽视。随着新的预测方法和新的探测技术的发展，经济很有可能朝着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改革，从而减少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而技术鉴定需要的政治机构允许其进行研究并制定管理新技术的标准。由此，贝尔提出了要建立专门的技术评估机构为政府服务。
现代西方社会以和平的手段稳步增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通过战争、掠夺、征税或敲诈勒索等手段进行财富积累。也就是说，西方社会财富增加的手段从一方受损、一方收益的比赛中挣脱出来，使每个人都成为胜利者。这一“秘密”就是“生产率”，即以较少的力气或较少的成本而得到较多的东西。而技术是促使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使用之前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与选择，即技术鉴定。其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经济学方式，第二种是社会学方式。
经济学方式，是在相互争夺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资源的科学，它是减少“浪费”的技巧——这是由主导的核算技术所规定的计量来衡量的。但它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求特点的流动价值体系。同时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包括：第一，只衡量经济商品，不关系“自由财富”（包括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纯净的清水、明亮的阳光等）；第二，不考虑“外溢因素”，而是将这种社会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或整个社会，如空气污染；第三，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私人消费，结果导致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之间出现不平衡。经济学方式是以个人满足为计算成本和效益的单位，它是一种分散的社会观，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谬论，即个人决定的总和等于一项社会决定。然而个人决定的总和却具有远非个人能力所能驾驭的集体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或破坏个人的愿望。
社会学方式，是指努力自觉地以“公共利益”的观念去判断一个社会的需要。这种方式包括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使所有的人都纳入社会来有意识地确立社会公正。第二，为公共服务的社会物品服从公共需求或政治需求，而不是服从于个人需求。因此，公司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服从于经济学方式，而要重视实现社会学方式。特别是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我们要把注意力愈来愈转向后者。在解决今后面临的问题时，决策所要依据的观点将愈来愈多地来自社会学化观点。公共决策很容易像私人决策一样不合理和不见效。未来的主要社会学问题，将是考验我们有无能力预见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影响，并根据对目标的不同代价来确立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因此，“社会责任”问题今后将成为更重要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人的工作满足感、少数群体的就业、对社区与环境承担的义务。企业公司必须在这些问题上服从公众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可以用“社会责任”一词来加以概括。一个政体必须对经济冒险活动加以控制，因为这种经济冒险产生了远超出创始者的意图或控制力的意外后果。
5．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智能技术是用规则系统来替代直观判断。其特点是确定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决策的制定都是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制定的。故而其决策的制定需要建立在更为理性更为精密的分析的基础上。因此，智能技术成为各个领域制定决策的主要工具。在18、19世纪，科学家学会了处理一对或少量变数的问题，后工业社会需要处理具有大量相互作用的变数的大型系统，必须使它们协调，才能达到特定目的。1940年以来，出现了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和随机过程，以及线性规划、统计决策论、马科夫链式应用法、蒙特·卡洛随机化过程、极小极大解等“智能技术”。智能技术用解决问题的规划系统来代替直观判断。这些规则系统借助于计算机而运行，从而使技术具有“智能”的特色。
智能技术能够确定合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合理性即指在两种选择之间判断哪一种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智能技术可以导致最佳解决问题的策略，即最大限度地扩大成果，或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法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新的智能技术的出现，不仅能够为社会规划与决策提供理性分析和判断，同时也能为个人提供一种理性指南，使人在眼花缭乱的选择之中找到“最佳”解决办法。
然而，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只能起工具作用，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决策的事实与利益基础，即事实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利益的集团与合理性。总之，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看，由于社会决策涉及的社会因素极其复杂，因此数学模式与计算机等工具难以正确地模拟社会体系；另一方面，从社会因素方面看，智能技术只是找到最理性的解决办法，而社会性的决策的影响因素更多的涉及利益集团等。因此，社会决策可以说是理性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博弈的结果。
（三）后工业社会权利结构的变化
后工业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掌握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也需要政治上与之对称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在后现代社会中，是“科技治国”，即在政治制度中，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
社会分层与权力系统是以稀有资源的分配为基础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阶层划分与权力因稀有资源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别（见392页表6-1）。在前工业社会中，稀有资源是土地；在工业社会是机器，而在后工业社会则是知识。每个系统的统治任务都是拥有稀有资源的人。虽然在西方社会中，主导制度是财产，它有法律加以保证和维护、并通过婚姻和家庭制度来转移。但当下的西方社会，财产制度已经解体，个人财产已成为公司，财产不再由所有者控制，而是由职业经理控制。
虽然社会分层与权力系统的分配以知识为基础，且专业与技术人员成为拥有稀有资源的人，但贝尔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后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会发生变化，政治领域的变化在于它变得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一方面美国成为一个“全国性社会”，即影响全社会的关键性决议是政府作出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作出的；另一方面，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更多的集团现在都设法通过政治制度来确立他们的社会权利，提出他们对社会的要求。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分配机制的不一致增加了社会冲突。例如，是保存红木森林呢，还是为当地社会提供一种有利可图的工业？是让一条新公路穿越一个悠久的居民区呢，还是绕过这一地区对大家增加一些费用？这些问题包括价值与技术的选择，无法在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这就意味着政治与科技治国不小的矛盾。贝尔认为政府总是优先于理性，但往往破坏理性。政府不是把理性，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作为社会效用的客观标准。同时，科学精神和政治（科学组织的官僚制度）相冲突。在科学的整个组织中，建立一种官僚制度，要求科学能相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要求政治目标优先于科学工作。由此带来科学的方面的两个要求，这是两者的关系更为紧张：第一，要求“政教分离”，即政府不应提出科学目标而应提供一笔经费，由科学家委员会根据自己的目标标准而分配给各种科学活动；第二，要求消除政治上的独断专行，这一要求主张反对任何力图强加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等。这种科学的防卫——反对官僚科层化，反对政治屈从，反对集权主义——最终来自科学精神气质的活力。科学精神气质赋予它作为科学工作者生活方式的“神圣”性质，也使其同官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现实。
科技治国，即能者统治，这种统治会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按照能者统治的原则，评价一个人的中心之点是其才智、能力与成就。智商主要是遗传的，机会均等是主要原则，那么遗传的因素就成了区分社会等级的主要依据。能者统治的社会是一个“证书社会”，成就的证明——学位、专业考试、许可证等——成为取得高等职位的重要条件。但这在这样的社会中，进不了教育阶梯意味着被排挤出社会上的特权地位。这样，实际机会均等带来了效果的不均等。机会均等虽然反对出身、裙带等特权，但是根据才智、志向平等地参加公平竞争并不意味着结果平等，而是会促成一种新的以才智为基础的新等级制度，带来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贝尔主张在充分顾及社会平等及其人人得到尊重的基础上，再相对突出能者优先的原则，实现一种“公正的统治”。
（四）社会选择与社会计划
关于社会选择，贝尔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社会”，有越来越多的物品需要由社会共同购买。如国防、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系统的合理化、消除空气污染和净化河流、保证教育支出和组织充分的医疗等。这些都是个人所不能承担的“公共设施”，需要大社会提供，使个人在享受集体福利的基础上选择自身偏好的服务。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能够为个人效用偏好模式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据”，但还没有为集体福利效能模式提供“合理的证据”。当我们由个人决策转向集团决策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最好地把社会成员不一致的偏好方式结合起来达到全社会折衷的偏好模式，我们需要作出的是社会选择。而这些问题需要在政治领域里按照“政治标准”（即不同利益集团的相对权数和压力，并根据国家需要和公共利益的某些含糊内容来加以平衡）来加以解决。国家政策的三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的“未来方向”、“技术”决策对日益增加的作用。国内决策主要是根据国内压力集团的需要和压力制定的；而外交政策是根据大国和意识形态利益形成的，是对业已觉察的来自其他大国或意识形态势力的威胁的反应。
在国家政策的社会选择中，我们需要重视谅解、传播的作用。美国虽然遭受的暴力事件可能比欧洲国家多，但它确实避免了破坏欧洲社会的政治浩劫，其原因是达成了某些基本谅解，如战时生产局的劳动代表制。同时，现代大规模通信网络的出现，与世隔绝地区的消失，暴力事件的影响范围则可能会大大扩大，且很可能产生一连串连锁反应而破坏文明政治和说理辩论。因此，大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冲突双方的谅解，也需要中心城市的稳定，需要传播合理化。
国家作出的社会选择，其社会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各部门的规划存在着不小的缺陷。第一，是单一目标计划本身所固有的谬误，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想衡量计划实施所造成的多种后果；第二，是没有在技术程序和体制程序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即没有在“技术”和“支援体系”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以不同的代价比较可供选择的方式，并设计出更好的体系为社会需要服务。同时，还需要进行全国性的“技术评价”，需要政府赋予权力给社会决策机构，使其能对技术和社会变革的第二位影响做出评价。因此，我们也需要对社会评价进行处理，即公共政策通过调查分析社会变革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析变革的后果。
在作出社会选择，实施社会计划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核算实施的成果、评价预计成果与实际成果之间的差距或失误、计算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等，以此来检验目前政策的效果，或者估价与未来规划有关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创立社会结算系统可以推动我们从四个方面衡量人力资源的利用情况：一是衡量社会成本和发明创造的净收益；二是衡量社会弊病（如犯罪、家庭分裂）；三是在内容明确的社会需要领域内（如住房、教育）制定“活动预算”；四是确定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升迁的指标。但这四个方面都是建立一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社会如果能够看清广泛的国家目标，那么它就能更好地估价社会成就、社会需要和社会缺陷。
四、问题思考
1．我们正处于贝尔所预测的后工业社会之中，根据我们经验，他的哪些预测准确，哪些不准确？在他预测的基础上，我们还看到当前社会的一些新事物（如大数据、创客等），这些新变化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哪些方面的延伸？如果不是，那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什么？
2．从小接受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理论（即“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有全新的认识，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否有新的想法？
3．者所预测的方面，在当下是否有新的变化？“后工业时代”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那它将走向何方，即我们会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2．[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9.
3．高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导读［EB/OL].百度文库,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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