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杀手》写后感时，写到格调突然想起了王小波《关于格调》一文。王小波在出版《黄金时代》以后被一些人评说“格调不高”，于是他写了一篇关于格调的文章。
文中提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部电影（应该是《庐山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王小波说“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
王小波说，
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懂，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
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等，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不言而喻，这种格调甚为低下……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把祖国人民等等一一爱到，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故而损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毕竟王小波处于“最好的作家都在搞翻译”特殊的历史时期，而我喜欢的女作家张爱玲与他处境非常相似。
张爱玲创作时期主要是19世纪40年代，正处于抗战时期，当时全国的文艺阵营被分为了三大部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上海沦陷区（也称“孤岛”）文学。
国统区文学的代表人物有闻一多、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章太炎等，文艺味道很浓厚。
而解放区文学的特点则不难想像，毕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代表作家大都是“左翼”成员。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后，解放区的作品皆是为工农兵服务，而作家都成为“革命文艺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
在这两大阵营之外还盛开着一朵奇葩，那就是沦陷区，沦陷区唱着靡靡之音躺平在乱世里。
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等同期作品相比，张爱玲的作品可谓“腐败”到极致。
张爱玲的书中无非就是旧式大家庭的男欢女爱，甚至是不正常的、病态的男欢女爱，若以“格调”量化计分的话，张爱玲必得是负分了。
但是张的作品却穿越了时间，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喜欢，其它政治正确的作品虽然被奉为经典，但却被束之文学殿堂的高阁之上，鲜少为人读起。
是“身居太庙”还是“曳尾涂中”，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潘光旦曾说：“天下凡属有发展的过程的事物似乎都取一个梭子形的公式，起初单纯，中段复杂，末了又归于一种新的单纯；或起初笼统，中段分化，末了又归于一种新的笼统，我们叫它做综合。”
在思想道德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文艺正渐渐复归为“新的单纯”。想从事通俗化创作真的不容易，与网文比太嫌高深，与正统文学比又格调不够，尴尬极了。
即使如此，我依然选择了通俗化表达，只为了如王小波所说“试着创造出一点点美”。
在十七年文学期间有（且只有）一部代表作品，名为《金光大道》，切实地落实了官方的政治思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叫作高大泉（全），这样的作品我不敢妄加评论，只是今天知道它的人已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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