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不全说”的文化内涵

        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金华参观考察期间，做客“尖峰论坛”时讲述自己的外交生涯，回忆当年做外交发言人，就如何做好这一角色请教老师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告诫：不要强调当发言人，只要当自己是普通好人，一绝不说假话，二真话不要全说。

        为什么季老先生一句诙谐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竟让这位外长铭记于心？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每每会被提及？只要我们细心留意一下李肇星的外交生涯，再由此而生发下去，并进行一番必要的引申诠释，你就会从中发现其中高深莫测的为人处世准则和诀窍。那么，它究竟包涵着怎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呢？

        真话不全说，是一种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

        季老先生的“真话不全说”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这在处世哲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试想，假使单凭自己性情使然，耿直地把心里话全掏出来，大多都被栽跟头的。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记载了苏轼与章惇出游的一则故事：“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果然，时过境迁，章惇摇身一变竟成了握有生杀予夺的权相，苏轼的预言也不幸而被言中了。这时，大家也许普遍会认为苏轼善识人。而当初苏轼对于章惇，因为是挚友，说话无所顾忌，但在苏轼去识破他时，或许这个包藏杀机的小人在心中则早已埋下祸根：他年得志，势必除你！假如苏轼能够做到“真话不全说”，也“难得糊涂”一回，他年章惇得势之后，苏轼的人生遭遇或许可以避免一贬再贬的危机。因为有过此等经历，所以难怪苏轼自己要发出“我为聪明误一生”的感叹！还有三国时期的杨修也是如此，他很有识人之能，而且口无遮掩。一次，曹操梦中杀人，就是他识破了曹操：“丞相非在梦中，而是汝等在梦中也。”曹操是在装糊涂，说自己梦中杀人。人家都能糊涂，杨修你为什么不糊涂一下“真话不全说”呢？最后这个处处聪明不肯糊涂的杨修，终于被曹操借“鸡肋”事件，一怒之下给他扣了个“扰乱军心”的罪名，斩了。

        再看李肇星，他是多么幸运，大师们的金玉良言足够影响他一辈子。虽然李肇星想见的另一文化名人钱钟书而遭拒，但后来钱钟书给他寄来一本自己的文集，其中一段用红笔勾出来的话，让李肇星开怀大笑：“如果一个人觉得鸡蛋好吃，又何必非要见下这个蛋的老母鸡呢？”我想，钱钟书的拒绝其实就是为李肇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他一定可以因此而获得启发：是啊，何必要知道这么清楚呢？大可以“真话不全说”嘛。

        真话不全说，是一种心存戒备的生存状态。

        试想，阅历丰富的季羡林先生为什么要“真话不全说”呢？其实，季老不是在提倡“真话不全说”，而是在委婉地批评真话不能全说的社会现状。曾记否？当年毛主席曾讲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帮知识分子果然信以为真，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借机进行攻击的人，但运动的结果则是许多人遭遇凄惨。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人人敢讲真话，达到了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境界，那也得先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治生态。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先决条件，那也就只能停留于“真话不全说”的戒备状态上了。

        在外交场合上的李肇星，其实无论于公于私，心存戒备是必要的，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招致麻烦的。所以，有记者问：“假如您能年轻20岁，组织上派您去做驻外大使，您希望去哪个国家？”李肇星回答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国记者，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虽然我很希望你的假设是真的，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再年轻20岁。我倒是很希望你将来能够在祖国面前说出一些我想说又不敢说的真话。”

      这道理很简单，如果李肇星回答希望去哪个国家，立马就会引来一大群刨根问到底的记者。所以，还不如来个“真话不全说”，心存一分戒备为好。

        真话不全说，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应变智慧。

        大家都知道，所谓真话，指的就是真心话和真实话，真心话偏重于主观认识，真实话侧重于客观真实。巴金的《真话集》是真心话，他在书的后记中说：“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巴金说的是留有余地的真心话。而其实，任何一个人看问题都没有绝对把握。如果我们能做到“真话不全说”，就会留有一定的余地，让“真实话”有一个发展的空间、检验的过程、回旋的余地。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人事物理，往往是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提前说一些过头话。

        李肇星当然深得其中味。在他卸任外交部长后，曾经参加一个活动，一位外国记者找到他，问他关于对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陈水扁及其妻子吴淑珍涉嫌经济问题的看法，尽管已经不是外交部长了，但作为一名曾在外交工作岗位上工作多年的“老外交”，李肇星意识到这个问题回答不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又不能拒绝采访。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季羡林先生的教诲。于是便幽默地回答说：“这位记者朋友，感谢你的提问，中国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的经济问题不归我管。”

        好一个“真话不全说”，让这位外国记者领教了中国外交家随机应变的风采。

        所以，季羡林的“真话不全说”，其实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文化内涵，简而言之就是，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在适应社会的生存状态下持有一种应变智慧。而成就李肇星高超的外交才能，就是能够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