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我几乎一直处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记忆又把我带回了锥心疼痛的岁月。
2015年二月初五的零点,一阵急促的铃声把我惊醒了,是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中了煤烟,现在处于昏迷状态。顿时我如懵了一般不知所措,穿衣服也显得手忙脚乱。期间,又给二哥打了电话,我们相距并不太远,我正好能开车拉上他。
母亲那几年患了脑梗塞,接二连三的住院,我们都陪在身边。在那两年我们还在县城给父母租了房,来来去去也觉得格外的便利。2015年的春节在母亲的极力要求下,春节是在老家度过的。元宵节我陪着父母,开学后的第一周周日——正月二十四,我也赶了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我随登山队进远足,没想到二月初五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心急火燎的下楼,风驰电掣的接上二哥,然后又接上三哥,没有丝毫的耽搁。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弟兄三个回到了家。家里的大门敞开着,街门上的灯和院里的灯都开着,本家的大叔也来了,室内的温度很高,隐隐约约的有一点点煤烟的气息。母亲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双眼紧闭,脸色绯红,任凭我们怎么呼唤,她都毫无反应,只是呼呼的喘着粗气。
父亲在一旁已然方寸大乱,还在说这睡觉时的一些情况:睡觉前如何安置母亲睡下,大约在十点钟还喝了几口水,然后感觉母亲身体发烫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对劲了,大声喊叫,也全然没有知觉。人人包括我们都认为母亲是中了煤烟,全然没有感觉到母亲已开启一个遥远的旅行。
暗夜漆黑漫长,摸母亲的脉搏,掐母亲的人中,一切都无济于事,盼望着黎明的来临,盼望着能早一点到医院给母亲做细致的检查。人人都来回走动,个个都心神不宁,黑夜是如此的漫长。
黎明时分,二哥背起母亲,我们在后边抬着母亲的两腿,匆匆忙忙的把母亲抬到了车上。母亲双眼紧闭,脸色绯红,喘着粗气,丝毫不理会我们这样抬来抬去。
车儿稳稳当当的开着,八点之前,我们来到了六路口旁的中心医院,之前打了电话,学生已经给我联系好了医生。看了母亲的情况,医生说可能是脑出血,需要做核磁进一步的检查。
母亲的身体显得很重,已不是那么的随和,嘴里面一开始流出一些污秽的液体。检查做了,很快,结果也就出来了。医生的预判是正确的,母亲是脑出血,主治医生看了之后,说出血量比较大,建议我们转院治疗。一时间天崩地裂,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我恨我们的愚蠢,恨我们的无知,恨我们的拖延。
我给妻子打了电话,告诉她情况很不乐观,我的眼泪“唰“”唰”的流了下来,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生命正在一点点的流失。
联系好了救护车,把母亲抬到车内,父亲和我们弟兄三个还有二嫂坐在母亲的旁边,在救护车急促的鸣叫声中,车辆急速的向安阳人民医院驶去。母亲双眼紧闭,双唇紧抿,脸色绯红,呼呼的喘着粗气。
大哥还在外打工,我拨通了他的电话,说话间已是泣不成声,“快点回来吧!迟了就见不上咱娘了!”泪水“”哗“”哗“”的淌着,电话那头的哥哥也哽咽了,还有什么比娘更亲的呢?
救护车免高速费,闯红灯,尽可能地节省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到了安阳市人民医院。我的同学已经联系好了医生,医生看了核磁片子,问了母亲的年龄,冷静的思考着,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最后说:“老太太年龄大了,身体也不是太好,出血量又比较大,我建议你们不要做手术,可能会下不了手术台,以其这样还不如……”母亲躺在担架上,就在手术室门口,医生在等待我们的答复。
我们都在哭,都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都想挽留住母亲的生命,哪怕是像原来一样,即使不会走路,我们也能照顾着她,尽我们儿女的孝道。知道母亲在老家,我们的心里就足够的温暖。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父亲也和我们一样,和母亲相濡以沫了一辈子,老泪纵横。持续了四十分钟之后,看着谁也不肯下这个决断,父亲狠了狠心,“走吧!不要让你娘再去挨这一刀了,让她回去吧!”说罢,像一个罪人一样掩面而泣。
就这样,我们回到救护车上,坐在母亲的身旁。用泪眼无可奈何地看着母亲,生养了四个儿子,竟然什么也做不了。生命有时竟然是这样的残酷,残酷到连一句话也不让你说,就已走到了生离死别。
回到家之后,母亲躺在堂屋的西床上,头朝北,脚朝南,脸对着外间,双唇紧抿,双眼紧闭,脸色绯红,呼吸粗重。我时常坐在她的面前,摸摸她的手,梳理一下她的头发,可是她却毫不知情,永远感觉不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碎,一遍一遍的泪流。好想再和母亲说说话,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大哥是在第二天中午回来的,他对着躺在床上的母亲嚎啕大哭,母亲却也全然不知了。
见到大哥已回,亲人全在身边,母亲似乎心事已了。二月初七早晨零点多,粗重呼吸了两天的母亲,带着遗憾带着眷恋,永远的走了。
五年了,整整五年了,想念母亲!在这细雨霏霏的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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