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爵制

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徹侯。

实行新的爵制，以代替旧的宗法性世卿世禄下的爵制，本是战国之初就已开始的大趋势。秦国做的最为出色，商鞅变法在这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秦二十等爵制，虽不能证实就是商鞅变法时就已形成的制度，然而却可以肯定的说，从商鞅变法起，就开始了二十等爵制的创制，且已具雏形。商鞅变法在爵制方面至少做了二点新的改革。第一，强调了军功论，商鞅变法前，爵制早存，赐爵早有，比之昔日且有新的变动，而商鞅所为乃是强调军功之论，尤其是对宗室成员更是如此。规定宗室成员没有军功之论则不得属著宗室之籍。 这只是对宗室成员的特殊规定。在整个社会上也是将爵之获得途径主要限于军功，增强了军功爵制的可行性，使军功之论制度化。然而也并未废止一般功爵。秦之获爵途径还是多样化，如商鞅之处拜为左庶长，便非因军功之论。第二，建立新的尊卑爵秩等级制度。以军功差次为本位，确立新的社会等级结构阶梯。用的新的爵级去标识一个人的各种地位之高低，并且给予相应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多种利益，为此则必有成套的新的爵秩等级系列。

爵赏论赐原则。 第一，军功本位制度。秦爵赏功能，以军功为本位，其他皆与之比例靠合。 第二，首级制度。秦爵以军功论，而军功又多杀人之多寡为准。此制有二义，一为以杀人多少为准，此即为斩首之功，二为一首一级。低等爵可以一首论为一级，而高爵则不能以此为数标准。第三，军将吏卒不同论。首级功，分为个人功与集体功。

境内篇规定，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对于帅方面军的将领，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对于将吏论的都是集体功。论者多以为这是对将吏的优待。优则优之，然则也增加了一定难度。因为，作为某一个人，得一首远比一个团队获得一定低于人均一首的总功为易。秦对于军吏强调并鼓励其发挥指挥才能，而对于每一个战士则强调其个人战斗。秦甚至立法制止将吏去亲自斩首。爵的作用，标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待遇地位；可以为吏；可以减免刑罪；可以复其身或其户的一定徭役；可以获得庶子奴家及田宅；政府公职人员。

具体赐爵过程； 第一步，暴首、验首。战后立即将所斩首公布陈列并加以校验。第二步，论。斩首经校验无误，便将其数据提供给战士籍贯所在县。由县根据规定论予功爵，论比必迅速，不得过战后三日。过三日不致士大夫劳爵，要罢免当地县政府四尉官。第三步，赐，论功给予爵并随赐各种相应待遇。

秦是官爵分离的，其间只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对应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某种范围内有一定官爵相称的现象然而绝非合一。爵表等级地位，官表政府职事，二者绝非一事，乃是二个根本不同的系列。 自战国，官本位制度早已确立，文官制度大行，尤其是秦，更彻底以行政流官取代世袭贵族制度。而表现在爵制上，尽管商鞅变法突出了军功爵，然而所给予的却主要是社会、经济待遇，荣誉地位。爵与官已显然分途，而实际上爵已成为官的附庸，成为只是用以表现或说明官的虚位。国家政事自有一套行政流官去处理。这与古代的爵制合一的世袭公卿大夫官爵制恰相反。 随着君王集权的加强以及官僚流官政治与文官制度的发展，军功爵日益被冷落。尽管授爵有制，然而这一切必须纳入一个随意性甚强的王权中心之内，达此便可随时被除去，尤其在高爵更是如此。秦百余年间未成一传世贵族，这就是秦二十等爵制的最大特点。

国家上层制度古多军政合一。春秋时齐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周寄军政于六卿，军政大权集中于世卿大夫一人之手。然而自春秋战国开始，军政相离，文武分途，文官制度流行。具体在秦而言，若商鞅，范睢，蔡泽，张仪，吕不韦，李斯等人物，虽偶尔涉于军事，然其建树主要在于从政。尽管在当时特殊战争环境中，不免有个别军人政治的现象出现，然政治舞台上却以政治人物为主。军政文武大分。

禄以劳论，爵以功得，官以治民能力升迁。有的人官初或以军功爵得，但其升迁终需以在官所表现出的治民之政治才干为准。官僚行政又自有一套考绩之法。官吏之任用，升迁，最根本的原则还是以能为法。因而尽管从原则上，在秦军爵获得者是可以入仕的，事实上也有一批军人去做官，然而这却不能构成秦官吏的主要来源。虽有一批军人入仕，却受到社会舆论强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