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
人类共同的智慧,提炼结晶后就是最精华的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就是这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始终是一种准确的判断。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说过的话,而特别是指本书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这一次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
、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只有从斗争中,才会诞生伟大的力量
、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
如同现在的世界格局,我国的声音多少也被西方世界隔绝。
、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中央红军)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与1840年以来这段屈辱的历史作出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对未来美好向往的强大,和此时切实的获取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有时候,事实需要自己去探寻
、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伟大的精神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
精彩的文字
、这次远征号称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未免有些堂·吉诃德味道,立即被蒋介石总司令的十一师精锐新军所拦截,但是,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
当时的卫生条件落后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数千年前,中国人当初就是在这一带形成统一的民族的。
历史总是充满惊人的巧合
、“这个嘛,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
没有对错,只有立场
位置311
、我在吴起镇待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胡金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轻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
苏区实际的生活,是一种紧张忙碌却井然有序的。是一种日日精进加活动放松的健康生活。
、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践行的地方。一个真正开始解放妇女的地方
、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在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未打,还在和国民党割据的时候),已经有社保的雏形了。 工作是每星期6天,每天8小时。可见其先进成都以及我们今天的965工作制的来自不易。
、“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做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个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她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两万九千具尸体,这些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
与红区工人对应的是白区工人的生活
、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从生存真正开始了生活,是这里唤起了他们作为人的意识
、但是我在执笔写本书时正好记得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难以想象,相当于现在的亿元身家却毅然投身于无穷的事业中
、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细节证明当时的革命部队官兵同乐
、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毛。彭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充分说明了苏区的安全,人民和红军之间的充分信任。一是无需过多守卫、二是即时是缉拿“匪”首的传单,都可以被当作教育用字,可以流通宣传,甚至用背面来做自己的宣传。
、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在公园里作乐一样。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哲学观点,人的基因,是父母组合,但又并非是父、母任意一方的本身。
、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
当时的现实局势为革命提供了客观基础。
、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四散的八路军和解放军能迅速扩大队伍的原因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在实际的领导过程中,是很难实现的
、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这一点是根本
、在国外,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打的仗是用鸦片烟枪打的;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开枪;战局用银洋决定胜负,士兵用鸦片发饷。对过去的大部分军队来说,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确是如此,可是现在装备良好的第一流中国士兵(红白两军都是如此),不再是滑稽戏中的笑话了,这在不久就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未能击退日本的进攻并不是判断的标准:除了上海曾经进行过后来受到破坏的抵抗以外,迄今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
中国军人是有战斗力的
、红军士兵不作战或不值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
这种自律的生活能培养人的真我更长久的存在,抵抗自我
、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有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可见关系多么的亲密,犹如孩童般的打闹。
、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
真正的代表了所有红军
、我发现在场的六十二个人中,有九个来自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其余都是直接来自农村。二十一个以前在白军当过兵,六个前东北军。只有八个已婚,二十一个来自红军家庭——也就是在苏区得到土改好处的贫农家庭。三十四个不满二十岁,二十四个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四个在三十岁以上。
红军某一学习班的构成成分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
晋升通道不同
、“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意愿不同
、“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
目的不同
、“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
上同
、“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
群众基础不同
、“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他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我们的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
、另一个:“我们长征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
、第三个:“我在刘志丹的二十六军里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个孤立的岗哨,抵抗国民党将领高桂滋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桂滋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两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
、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我们拉电话线!”
、另一个:“最近一架敌机在山西一个山上坠毁时,只有几个农民看到。他们只有红缨枪和铁锹武装,但是还是袭击了那架飞机,把两个飞行员缴了械,捉了起来,送到瓦窑堡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今年四月在延长,有五个村子成立苏维埃,我正好驻扎在那里。后来我们受到汤恩伯的进攻,不得不后撤。民团回来后捉了村里十八个人,砍了他们的脑袋。这时我们进行了反攻。村里的人领我们从山上一条秘密小道袭击民团。他们没有防备,我们进攻后缴了三排敌军的械。”
、这时,一个脸上长了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讲了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说:“红军过贵州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遵义附近受了伤。当时部队得前进,不能带我们走。医生给我们包扎好后,把我们留给一些农民,要他们照顾我们。他们给我们饭吃,待我们很好,白军到那个村子来时,他们把我们藏了起来。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复原了。后来红军回到这一带来,第二次攻克了遵义。我们回到了部队,村子里有几个青年和我们一起走了。”
、另一个:“有一次我们在(陕西北部的)安定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和十多支枪。农民给我们做豆腐吃,给了我们一头羊。我们大吃了一顿就睡了,只留一个人站岗,他也睡着了。但在半夜里,有一个农村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从山上跑了十里路来告诉我们,民团在那里打算包围我们。一个小时后民团果然来进攻了,但我们已有准备,把他们打退。”
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说明了群众基础的不同
、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大概句句是实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那是几分钟之后我在该连食堂里看到他们盛给他的。
他们真的是一群真实纯粹、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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