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按成书先后排序）这四本巨著不但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小说，拥有极庞大的阅读人群，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这四部伟大作品是在什么时候被统称为“四大名著”的呢——这仿佛却不是众所周知的。
追根溯源，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提出的“四大奇书”之谓大约可算作是“四大名著”滥觞所在。被有关学者誉为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的冯梦龙尤以纂辑古典通俗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著称，就是这位晚明的文学家首先为我们开列了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沿用了这一说法，并称《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尽管与李渔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似也曾提出过若干部才子书一说，但在明末清初那个时期，相对固定下来并流传开去的就是这“四大奇书”说。后来，曹雪芹在乾隆前期创作出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取代《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谓也就演变成了“明清四大奇书”。
至于我们今天常说的“四大名著”之说，毫无疑问应当是在《红楼梦》成书之后才有的，应该说，这个提法还不是在清朝定型的，往早了说，或许是初步形成于民国年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确凿一点说，则或许应该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乃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才最终确定的。实际上人们通常认为，“四大名著”一说，应该是人们在长期阅读、研究、探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漫长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并最终得以确定和命名的。
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成书时间最晚，但却后来居上，被公认为是当中成就最高的一部，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颠峰之作。但《红楼梦》获得这样的地位显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旧派红学家中，最早的红学家脂砚斋以及清代的王希廉、张新之和姚燮等人都可谓是“评点派”，著有《红楼梦索隐》的王梦阮、沈瓶庵等则可谓“索隐派”的代表，乾隆时代挥就有《红楼梦题词》的叶崇仑等等大约要算作是“题咏派”的代表。
“红学”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光绪初年喜读《红楼梦》的京师士大夫们的口中，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到民国初年，有个喜读小说的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朋友某日来访时见他正埋头读书，就笑问：“先生现治何经？”朱昌鼎答：“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个小故事流传开来后，“红学”一词就逐渐成为了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专有名称。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4年所写的一篇题为《<红楼梦>评论》的文章中从哲学和美学的层面分析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以为这个小说是一个“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是“以解脱为理想”的艺术成就很高的“一大著述”。王国维既不是索隐派、评点派，也不是题咏派、考证派之类，但他给予《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显然对提升《红楼梦》的文学史地位大有助力。受了清廷之恩的王国维一向以“清遗”自居,不过他对《红楼梦》的推崇应该与此无关。
民主革命家、享有“现代圣人”之誉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中提出：《红楼梦》是一部隐寓性很强的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红楼梦》成书时正是以文字狱著称的乾隆年间，所以作者只能以非常隐晦的谜语式写作来建构其心目中的《红楼梦》。蔡元培是资深的革命党（各党多以“反清复明”作为宣传口号），是国民党（清朝颠覆者）元老，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红楼梦》或许是命中注定。蔡元培的观点当时很受欢迎，蔡元培的社会影响又这么巨大，所以客观上为《红楼梦》壮了些声威。其时，《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尚无定论。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曹雪芹——其祖上是汉人，但明末清初时即已纳入满族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曹雪芹家族在其祖父和父亲的时代享尽了荣华富贵，当其年少时，曹雪芹家却被雍正帝下旨抄家，曹家由此坠入困顿中，但因为曹雪芹有旗籍，所以终生都可享受不必劳动也能按月从政府处领取几两银子过活的满人待遇。如果撰写该文时蔡元培就能知晓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作者的确是曹雪芹，并了解曹雪芹的身份及其家族渊源的话，或许他就不会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立意于“反清复明”的杰作了。
著名学者兼文化名人胡适是所谓新红学的奠基人，在“整理国故”的背景下，他于1921年写就的《<红楼梦>考证》一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如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比如认为《红楼梦》是由曹雪芹完成前八十回、由高鹗完成后四十回的，再比如，胡适认为《红楼梦》系作者曹雪芹的自传，等等。胡适的新观点以及他的考证式的研究法是全新甚至革命性的，彻底摆脱了以往红学研究的附会、猜谜式路子。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是应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标点本《红楼梦》而作的序言，但其所为并不是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而包藏有打破旧传统、助力新文化运动的动机。不过胡适在这篇文章上还真是下了些功夫，并且这篇序言的影响力也挺大，所以，他也由此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过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为什么胡适对《红楼梦》评价不算特别高？这固然是胡适个人的文学价值观在起主要作用，但或许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吧——毕竟给北大教授奇高薪水的中华民国是清朝的推翻者，毕竟《红楼梦》是一本由旗人撰写于清朝的著作。
胡适的观点直接在扫荡红楼附会学的同时，也动摇了聘请他到北大任教授、对他有大恩的蔡元培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观点。蔡元培没有介意胡适的挑战，他“兼容并包”地肯定了胡适重视考据的研究方法，他只是在1927年才在为别人作序时顺便给予了反击。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作了一些辩护。蔡元培与胡适的争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客观上为《红楼梦》最终迈进“四大古典名著”的行列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红学的成型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胡适的“考证派”与蔡元培的“索隐派”也由此得以在红学中长期共存，并一直探讨、争执直到21世纪的今天。
新中国的创建者、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是一位在红学研究上颇有心得的专家，但他既不是实证派红学家，也不是索隐派红学家，从他的涉及到《红楼梦》的各种言谈和观点来看，或许可以称其为“阶级斗争派红学家”。毛泽东以为，思想性和文学性都取得了很高成就的《红楼梦》非常细致地书写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衰败史，对于读者认识、研究什么是封建社会很有帮助，并且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解读《红楼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于长沙上学时就阅读了《红楼梦》，此后，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日理万机的年代，其对该著都一直保持着强烈的热忱和关注，不但通读过N次之多，对《红楼梦》非常熟悉，还经常在和他人的谈话中，以及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作报告时引用《红楼梦》中的典故，随即地发表对该著的评论乃至公开推荐阅读该著。像1954年，毛泽东还借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学者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一事刮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探讨《红楼梦》的旋风，诸如此类。《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成就，以及毛泽东这样一位影响力极为巨大、绝对一言九鼎的政治领袖的空前推崇，无疑使《红楼梦》获得了它所能获得的最大的社会影响，也把《红楼梦》推到了中国古典文学最高峰的位置上。
经过上述的种种人事，当初的明朝“四大奇书”最终也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时代尽人皆知的以《红楼梦》为首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红楼梦〉学刊》杂志创办，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等等，由此，红学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稳固有力的支持，红学的发展真可谓是风光无限，《红楼梦》所领受的关注和荣耀更是众所周知——尽管一直也都有声音质疑《红楼梦》真有这么牛吗？红学是否真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搞？甚至红学是否真的有存在的必要……不过这些声音不过如螳臂当车罢了，《红楼梦》照例如东方红日般绚烂，红学照例如滚滚长江般壮阔地向前奔腾！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六、七年来,一些重量级的甚至是大师级的学者、作家、评论家不约而同都聚焦上了《红楼梦》，且陆续写下了不少关于《红楼梦》的精彩之作，这些著作和篇章无疑彰显出了这些作家、学者、评论家在《红楼梦》研究等方面的不同凡响的造诣和见解。
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尚未对《红楼梦》做过真正认真研读的一些小年轻或老青年，在这样的巨著和诸多的巨著研究著作及研究篇章面前，真的还只能是远观和仰视，豪无冒昧碰触、钻研的勇气。或许二十、三十年以后，这些小年轻或老青年中的尚健在者，如果届时还有精力、有机缘的话，包括在下在内的这些人，也会踏着诸多前辈先贤们的足迹去研究研究这本伟大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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