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留侯论》: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巳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於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人事,故曰:「孺於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於会稽,而归臣妾於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值得算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於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已灭亡时,秦朝正很强盛,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裏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可以驾驭(连上句意思是:在锋芒之势上,是没有可乘之机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麼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於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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