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论酒文化---《你真的需要喝酒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吗？》，那篇文章讲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喝酒，但是后来的我越来越发现，即使是双方/或多方都不想或者害怕喝酒的情况下，这酒局依然可以很惨烈。
因为即使当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奔赴酒局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向对手露出自己的恐惧，同时还会极力排挤和贬低这么做的人，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对手享受这场酒局，对手会喝的开心，喝的尽兴，一切否定这些重要意义的人都不配出现在这个酒桌，甚至不配出现在这个职场、这个朋友圈。
也就是说，即使一件事的所有参与者都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大家也会一起把这件事做了，并且会惩罚不这么做的人，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别人想做这件事。
梅西、韦勒和桑原曾经做过一个品酒实验，想看一看人们是否会因受到压力或恐吓，担心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会被人看不起，而去抨击那些他们内心认同的人。
研究者先是告诉参与者，之所以挑选他们进行实验是因为他们鉴赏艺术品的品位高雅。然后这组人开始了“有几百年传统”的名为“荷兰圆环”的品酒活动（当然是假的）。
这群葡萄酒爱好者先品三杯红酒，然后再互相评比彼此品酒的水平。每个参与者先拿到三杯葡萄酒，然后要求他们就香气、味道、回味、口感和总体品质进行评级。事实上，三杯酒来自同一个瓶子，唯一的不同是，其中一杯中加了些果醋。
在参与者进行评价之前，先让他们看四位伪装的实验参与者做评价，这四个人的评价非常一致，把一杯没有掺果醋的酒评为最好，另一杯同样没有掺果醋的酒评为最差，而掺了果醋的酒评为第二。
结果，大约一半的参与者不顾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了从众的判断，认为两杯一模一样的酒相去甚远。
接着，出现了第六个参与实验的人，这也是一个伪装的参与者，ta对三杯酒做了准确的评价。
最后，到了评酒员互评的时刻了，一半人进行匿名评比，一半人进行公开评比。
结果，匿名评比的人都对第六个伪装的参与者表示了敬意，给了他最高分，尽管他们自己追随了大多数人的错误意见。
但是那些被要求公开进行评价的人，则继续坚持自己的虚伪，给了这位诚实的评酒员低分。
这个实验继续证实了人类的从众心理，更重要的是，它还证实了，如果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比如公开反对现有标准，人们不但会从众，还会去否定/污蔑那些他们内心认同的人和事。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我们自己并不同意的判断，如果我们误以为其他人都赞同，我们不仅会表示赞同，而且会虚伪的惩罚那些不愿意表示赞同的人（如果需要我们公开自己的评价）。
所以，一个社会可以被一种大多数人作为个体都不认同的信仰系统所占领。每个人都以为别人是这么想的，所以压抑了自己的异见，去服从那个虚假的共识，并且惩罚一切敢于戳穿假象的异见者，即使我们私下里对他们（异见者）表示认同。
只要我们认为别人也这么想，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抛在一边，压抑自己可能很正常的欲望，甚至是善良，反而根据那些假象的共识，去肆无忌惮地恶言、恶行。
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会高估自己的罪恶，因为我们觉得别人肯定不会有这些“龌龊”的想法，别人肯定不会有这些“不堪”的行为。事实上，他们有，比你想的多的多。
每个人也都会制造本可避免的罪恶，因为我们觉得，别人肯定觉得这样很酷，别人肯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想。
唯一的解药，我能想到的，是言论自由，绝对的自由。一种不带评价的自由，不设边界的自由。这种自由，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不同意见，恰恰相反，是为了给出一个空间，让一些人看到，这里有跟你相同的意见。
因为从众是天性，信息的隔绝才是虚假共识形成的关键因素。只有言论自由，并且是最不受欢迎的言论也能自由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那种所有人都不同意的意见裹挟。
当我们觉得同性恋令人作呕的时候，我们设置了“绝对正确”的边界，所以我们大大低估了它的普遍性和合理性。
当我们都觉得人多力量大的时候，我们设置了“绝对正确”的边界，所以我们认为计划生育是反动的；而当我们都认为人口爆炸是世界危机的时候，我们又反向设置了“绝对正确”的边界，认为放开生育管制是反人类了。
所有人都会犯傻，但只有所有人都觉得一件事是绝对正确、不可非议的时候，他们才会一起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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