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在西安人的语境里,会有两种表达。
用普通话说“长安”的时候,多半是历史、文化或艺术性的叙事,指向作为千年帝都的长安,比如“一日看尽长安花”,或“送你一个长安”。
用陕西话说“长安”的时候,大概率是在讲如今的长安区、曾经的长安县,被调侃为“特别行政区”的现实地域和行政概念的长安。
十几年前,laoegg还是一个扛着几十斤摄像机跑来跑去的电视人的时候,曾有一种叫做“长安黑中巴”的神奇生物,别称“疯狂老鼠”,一度在韦曲到小寨的道路上兴风作浪,市民再怎么指责、媒体再怎么曝光、领导再怎么表态都搞不定这只“老鼠”。
性格强悍的陕台新闻中心主任、后来的黄台一怒之下,组织力量对“长安黑中巴”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连续聚焦曝光,西安市、长安区终于都扛不住了,这才认真坐下来商量出一套公共交通解决方案。之后,“长安黑中巴”撤出了长安南路。当时,长安已经撤县设区三四年了。
如今,撤县设区十六年,长安仍然是一个常说常新、可以花式吐槽的“经年老梗”。政府考核KPI里的长安,光鲜亮丽、成绩不错。但在很多自媒体文章里,长安却是种种难如人意,交通出行、大学城配套、中小学教育资源,以及商品房销售管理等等,热点频出、槽点不断。
遗憾的是吐槽不能拯救世界,自然也改变不了长安。
西安人对终南山情感特别,登山望远或逃避雾霾,抬腿就进了山,七十二峪每个都有不错的风光和故事。与名山大川如此之近,有几个城市能有西安这样的幸福?而连接繁华都市与悠然南山的长安,何以陷身“塔西佗陷阱”多年而不能自拔?
媒体人常有道德自信。多年前,我也是自信而简单粗暴的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人不行”。但时间长了,见到的相互矛盾的现象、事件多了,就不再敢轻易评判。
2018年,一度动了念头,想写一篇“长安何以长安”,挖掘一下现象背后的东西,结果越深入了解却越动不了笔。这两天,看到《西安城记》聂海峰老师的《如何看待“长安特别行政区”》,决定不再拖延,先写起来再说。
做了调查问卷,找了很多老朋友私聊,还专门跟“锦木唐”康明老师一起喝咖啡,得到他的很多启发,也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一起就这个问题写上几篇文章。不奢求结果,但希望能构建起更为合理的观察框架和问题讨论框架。
这组文章将秉承这样的出发点:
1、细节真实不等于整体真实,很多个真实的细节并不能拼装出一个真实的整体;“只见木不见林”和“只见林不见木”都不是合理的观察思考方式。
2、对现实问题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把握不足,会造成问题分析不准确,思考和面对的可能是个假问题。
3、基于长期主义考虑问题。面对“当下”的确很重要,但可能今天遇到的很多难题,就是过去经常性急切解决“当下问题”造成的后果。
开始整组文章写作之前,列出一个问题单。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点:
问题单里,关于“长安区的问题”的表述,是当前公众舆论对长安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批评的总结式表达,包括交通、教育、营商环境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热爱长安的同志不要以“从数据看这些问题不存在”、“问题太主观”等说法来消解讨论问题的基础。
关于“长安何以长安”,我有十个问题:
1、长安区的问题,有没有不同程度出现在临潼、阎良,会不会也将出现在高陵、鄠邑,以及蓝田和周至?长安区的问题是长安或西安独有的问题,还是很多城市都有的共性问题?
2、长安区的问题是发展中必然遇到阶段性问题,还是将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得到消解?
3、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和一体化推进,长安的问题,靠长安自身能不能解决?如果资源投入问题搞不定,通过调整干部队伍,提升人的素质、能力和能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当前问题?
4、当前工作是否存在统计偏差和数据谬误?怎么解决“数字成果”与“群众预期”相背离的问题?
5、有哪些城市对类似问题有成功的解决方案可以学习借鉴?
6、对长安区的发展,“老长安人”想要的是什么,“新长安人”想要的是什么,双方的需求能否统一在一个价值方向?
7、长安区的发展给“老长安人”带来了什么?“老长安人”该怎样主张和参与分享发展的收益?长安区的发展该怎样吸纳“新长安人”的力量,形成“共鸣、共赢、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
8、大学城里为什么没有一个“小寨”?怎样能把“小寨”搬到大学城?
9、大学城,能否升级成为“大学+产业”的“科学城”?
10、长安区的发展,怎样能跳出“外部压力驱动”、“任务驱动”或“问题驱动”的困境,怎样让“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务成为资源投入的重点,让“内在动力驱动”和“价值成长驱动”成为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是我和“锦木唐”康明老师初步讨论后列出的十个问题,琢磨这些问题纯粹基于个人爱好兴趣,没有其他意图。所以,欢迎更多朋友敞开讨论、可劲拍砖。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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