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高的姿态，市侩的入世

以清高的姿态,市侩的入世

――从《汉书》看董仲舒

   “灾变儒生不合闻，谩将刀笔指乾坤。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这首《董仲舒》是唐代末年诗人罗隐所写，诗中对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是颇有讽刺的意味。但回顾罗隐一生，不难看出，他一生所追逐的，也不过是董仲舒当年设想和拟定的制度延续践行者罢了。这就是说自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读书子弟，儒家门生，经世之学，一生仕途，追逐功名，治理天下。这些是他们作为文人即使不喜欢，也逃不脱的宿命。而这种的宿命开创者董仲舒，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生。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他所生活的这个时期，正是西汉王朝，在结束王权争霸的战乱后，从“文景之治”所制定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中，看见汉王朝逐渐恢复发展，使民生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物质基础得到繁荣，社会文明也逐渐提高。到汉武帝看少年天子，走向雄图霸业，开创辉煌政绩。这使董仲舒遇到属于他最好的时代，成为开创今文经学时代的思想家，也为后世提供无数话题的争议与批判。

从班固所著《汉书.董仲舒传》可以看出，在董仲舒去世一百多年后，他所倡导的儒家经学思想，已经在东汉王朝建立与稳固，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而在这之前，董仲舒出现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儒林列传》中，只是作为儒学流派的传承一支来写。也就是说，司马迁虽然曾经师承董仲舒，但那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还只是众多思想流派里的一种代表，只不过在封建王朝的建立中央集权，统一思想中，董仲舒所提出来的思想主张，最为实用，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接地气。虽遏制人性，以及限制了中国后来百家思想的发展等各种弊病，却有利于王权的统治和实施。这也就是为什么历代皇权推崇董仲舒，但又被后世的大家们厌恶。

董仲舒真的是那么热爱权利名利吗？这个很难定义，不过翻开《汉书·董仲舒传》第一页，就写“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是出生在一个拥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的家庭里。拥有着丰富的知识资源，为他求学博览群书，提供了有力条件。所以董仲舒除了精通儒学，还贯通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因此董仲舒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传经授业，广招门生。同时，他不同于别的师生讲授方法，而是垂帷幔不面授。这样的方式，并不是董仲舒想做神秘主义，来吸引学生。因为第一他本身就是大地主出身，不用考虑利益。同时他的知识渊博，气度举止，早已广为传播，不需要再以另类方式去显示他的不同。对董仲舒而言，学生只需要听授他所传播的知识，不需要让学生知道他是谁。此时的董仲舒，是以他本身自带的那种清高姿态，在世俗中隔绝出自己的空间，有大隐于市的骄傲。

    然而，作为那时贯通古今博学的儒学大家，又怎可能只过玄黄似的生活。所以董仲舒一生都是有出入在仕途里。从“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句话看出，当少年天子汉武帝在从前朝的分裂战乱与稳定后，在经济基础平稳时，对整个国家政治统治的格局与方式，有着急需和强烈的要求。数百贤良，求才若渴，董仲舒只是其中一位。那时，汉武帝提出是：“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而董仲舒提出的思想主张，正好与皇权需要的思想控制欲，和解决完善的统治体系需求，不谋而合。使董仲舒的思想在数百贤良中脱颖而出，成为统治阶层，至上而下，最有力的左膀右臂。

   那么董仲舒提出的思想主张是什么？就是著名的《贤良对策》（也称《天人三策》）的问策。

这段君臣征问与作答的策论，主体分四部分，董仲舒都是以《春秋》来作答。在董仲舒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迎合了帝王的内心需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在《汉书·董仲舒传》写：“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董仲舒是用先肯定王权的权威性，是得到天地授予的神权性。再从中一一拨开，天象所显示出的意志和命运与王权勤勉的关系，既是借助天命所归的力量，一方面警示王权的约束性，同时也为君权提供了无他挑战的权威性。

同时，董仲舒说道:“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以礼义仁智信，再提出三纲五常的策略，来巩固从君王到百姓的地位统。同时董仲舒用其中以儒家孔子学说“不教而诛谓之虐。”为教化基础，这为他提出的“抑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出它具有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样用思想统一，准则统一，行为统一的方式，让官员与百姓都有相应的遵守依据。这就是第二点，建立出春秋大一统。

再者，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是在治国策略上以德治国，实行仁政，建立太学，改革完善人才选拔制度，如在《汉书·董仲舒传》写到，“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董仲舒用例证，来说明正确有效的选拔制度，为国家政府的行政职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重要作用。

   从《汉书·董仲舒传》问策作答上看，他的思想主张过程，有着系统而深刻的社会可实践性与操作性，是玄黄无为而治，虚幻杂乱的管理国家运转机制中，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是他完全可以超脱于世之外，却深入生活市侩，敏感的看待社会走向。因此董仲舒虽然是用《春秋》作为他一生社会政治走向的依据，顺应历史时代的发展，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思想依据。但还是不能摆脱思想局限，和不切实际的民生治理方法，这也是后世人文对他褒贬不一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