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静安区和闸北区合并，被编排不少诸如静安区彭浦新村的笑话，现在的笑话再过个十几二十年就是常识了，这一点对于生在静安长在静安，现在还留在静安或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静安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但这完全是出于对上海这二十年来巨变的本能恐惧，和很多人臆想中的所谓优越感没有一丝的关系，因为我们实在太清楚静安区在在南京西路洋房和新式里弄背后的大片生煤球炉倒马桶的旧式里弄，从北京路向北，新闸路，武定路，康定路，昌平路，余姚路一直绵延到安远路，难道有人会认为在静安区倒马桶可以倒出对闸北区的优越感来？我们只是觉得，有些地名是和我们的记忆中某些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哪一天消失了，或是定义改变了，对于我们就是一部分记忆的失落。
上海作为一个有点历史的城市，有很多由于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地名。静安寺，曹家渡，泥城桥，大自鸣钟，虽然很多没有精确的边界，甚至不能在官方地图里找到，但是和X路X号这样冷冰冰的地址比起来不但把精确性和模糊性拿捏得恰到好处，一报出来本地人自然懂，还有一种微妙的亲切感。作为反面例子，我从小不幸居住在一个未能被这种地名覆盖的小区里，每次被问及住在哪里时就无法响亮地迸出几个字，只能支支吾吾地比划这里那里，给人话都说不清楚的感觉。张家宅虽然没那么有名，至少在静安区是家喻户晓，南到北京西路，北到新闸路，东到石门二路，西至泰兴路，是静安区在大规模改造前众多旧街坊里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也是已经要消失在历史中的一个。这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石库门街坊，更像是一个上海民居的博物馆，而且对于这么一个体量相当大的街区，你可以从沿街的任何一个入口进去，然后从任何一个入口出来的，跑遍了这么多弄堂，至少在静安区是独一无二的。我从记事起到进入大学前，很大一部分生活都是围绕张家宅发生的，在初中时更是每一天都要从那里穿过，就算是张家宅的居民，对那里的观察也不过如此吧。
北京路是张家宅最体面的一面，张家宅最大的入口就是北京路上一条几乎可算是小马路的宽阔的弄堂，也被称为张家宅路。张家宅路口东面直到石门二路是口碑相当不错的北京西路第三小学，和北京路泰兴路口的第四小学被“8384”。西面几乎全被市政协的新大楼占领，大楼的下面几层是梯形的斜坡，不甘寂寞地开着舞厅和饭店，门面就在北京路泰兴路的角上。奇怪的是如此好的市口除了一家沈记粥店挺了几年外没有一家开得长的，不变的只有政协大楼被油烟熏黑的外立面和周围污水横流的人行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接受政协委员皆名流的说法。在政协大楼的阴影下还有几幢新公房没有了拆迁保留至今，新公房后面躲着一幢可以让任何人眼睛一亮的小楼，从外观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老式里弄住宅，但是粉刷得简洁的外立面，干净漂亮的铝合金拉窗，更不用说里面的独用煤卫，和边上还在倒马桶的旧式里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幢楼作为旧房改造的样板，算是上海的友好城市鹿特丹送给上海的礼物，很成功，但是仅此一件。无论如何，对于蜗居在旧区中的居民，这就像放在眼门前的盼望，我妈经过这里她都向我保证很快这种样板会很快推开，然后就会临到我们头上，事实上就是其贴隔壁等到拆迁都没有等到那一天，更别说远开八只脚的我们家了。
离开街面，沿着张家宅路往里走就有很多小店小摊，有的是街面房子破墙开店，有的是街道搭的简易房，有的就是流动小车，和山海关路慈溪路并称周围中小学生的天堂。虽然表面上卖的东西也没什么特色，吃的无非油墩子里脊肉香酥鸡臭豆腐，玩的无非转蛋转卡水卵泡BB枪，但是其中也有点讲究，就拿划炮来说我们中间一直传说其中有个老太的摊位卖的“红太阳”划炮威力尤其大，别的地方没有，而且时常断货买前要问清楚，我一试果不其然。那时候买了划炮还要买一盒火柴，倒掉火柴头，把划炮装进去，掏出一颗就可以用盒子外的磷皮擦燃，那时候口袋里揣上一个塞满划炮的火柴盒，那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就象士兵带着压满子弹的弹夹。我们用划炮塞进各种堆在外面的坛坛罐罐，塞进还没有被封存的水井听着炸响变成洪亮的回音，塞进弄堂口的粪池然后飞快地逃走但有时难免还是会沾上些黄点，直到有一天有人把划炮塞进某位同学的槽头肉这个游戏才被严厉禁止。最神奇的是炸人的和被炸的之前还是很好的朋友，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大概那时候朋友就是这样定义的。
少不了的还有游戏机房，张家宅里的游戏机房就在街道搭的临时房里，一个铁架子，塑料的地板和墙，放了四台街机。那时候附近的游戏机房最有名的是泰兴路张家宅对面郑家巷的丽都，泰兴路过了新闸路的弄堂里有申工，慈溪路上还有好多家规模很大的，但恶少出现的概率和知名度成正比，以至于张家宅的那家最寒酸的反而是最安全的。初中时有个要好的同学，矮胖子，滴沥滚圆的面孔，成绩差，却颇有怪才，给人取绰号写打油诗都让人拍案叫绝，不幸的是和理发师不能给自己剃头一样，没有人可以给自己取绰号，我们只好直白地叫他子路。子路每天中午和我勾肩搭背穿过张家宅回家吃饭，路过那里总会买一个牌子过过瘾，出来后就可以兴奋得一路地聊到家。后来和朋友聊起上海拗分现象为何绝迹，大概结论就是城区人口的大量流失，没有里弄的高密度人口，失去了恶少拉帮结派的基础，还有就是娱乐手段更丰富，而拗分其实也是一种廉价的娱乐性活动，虽然对当时的普通初中生来说听着拗分的传说心惊胆战地走入游戏机房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
沿张家宅路走过各式民居，有几幢房子方方正，砖墙厚实，颇有一点派头，其间种有几颗大桑树，那时养蚕宝宝的小朋友都去那里采叶子。走进去房屋越来越低矮，然后嘎然而止，就到了张家宅混沌的核心，那里是整个街区最神秘的地方，四面沿街的弄堂全部汇集到这里失去了原有的规整，变成了在一座座杂乱分布的所谓矮平房之间的只容一个人通行的小道，门牌地址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我好几次迷失在那里，毫无头绪地在那些小道中穿行，边上是低矮的屋檐，四处伸展的雨棚，斑驳的墙面，依附在墙边自己搭建的披屋和放自行车助动车的铁笼，有时还有一个竹篱笆围起来的小园子， 杂草在一切可以找到的缝隙生长 ，猫咪在屋顶上晒着太阳。不时有新搭的雨篷，一两扇铝合金窗，或者某一片铺着整齐瓷砖的地面，大概是能让这个地方住的舒服一点仅有的手段了。
张家宅西边靠泰兴路是比较典型的旧式里弄石库门，叫福田村，内有以此命名的街道工厂福田软木厂。泰兴路相对周围的交通要道比较僻静，每年政协开会，接送委员的公交车总是停满了泰兴路，平时很多工厂接送职工的班车也在此停靠。那时候大厂的班车有个很神圣的名字叫厂车，条件好的厂车可以是大客车，条件一般的就把大卡车车斗装上顶棚和一排排座椅，无论如何厂车都是全民所有制大厂的象征，把龟缩在一旁的福田软木厂衬托得更加渺小。刚刚进入初三时我的班主任曾经警告我再这样下去当心进了技校天天被流氓“刮”。对于一个成绩平平，家境普通，胆小懦弱又不会来事的男生来说，这与其说是激励倒不如说是对其将来命运的准确预测。不过那时候我的第一反应竟是那些厂车，如果那时候班主任预言成真，进了技校，被流氓刮了三年就可以进厂，每天来泰兴路轧厂车上班了。用当时流行的名词我就是不折不扣的“青工”，虽然青工前途暗淡，往往吊儿郎当，甚至经常是新民晚报蔷薇花下专栏那些十三点故事的主角，逆反心理却让我产生一种向往。当个青工天天轧厂车是什么体验？当时如果有知乎我肯定会去问一问。不过机会没有了，那几年大概随着国有企业的大批转制，厂车和搭载的青工一起在泰兴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张家宅靠新闸路的这一面就热闹一点了，新闸路泰兴路口是一座三层的老式大楼，沿着新闸路横跨了小半个街区，底楼是各种商店，现在唯一有印象的是一家国营理发店，我直到拆迁前一直在那边剃头。这幢大楼和新闸路石门二路口的那片石库门房子之间夹着条一条小弄。我们住在新闸路以北的如果要去南京路都知道这是条近道，从这里进去可以从张家宅路穿出上北京路，不必再从两侧绕道。这条弄堂走进去打几个弯就进入一条更窄的夹弄，之所以觉得更窄的一种可能是两边有两幢大房子，高耸的山墙有三四层楼高，没有一扇窗户，安静时可以听到脚步的回声。到了后来自己走了多了，那条夹弄的神秘感慢慢退去，又一次特地绕了点路想看看这高墙后面的样子。沿着高墙绕过几个弯，就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里面是一个上海很少见的中式大院，两层楼的房子外面是一排带木雕的走廊，前面的一片空地很干净，难得没有杂物堆放，两个小人在玩，四面寂静，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记事开始，那条夹弄总是通向好玩的地方。每年过生日父母总会带我穿过那里去南京路石门路的少儿书店买一本书，再走过S型天桥到万象照相馆拍张大方照，沿着南京路继续走到翼风模型店买一盒模型。小学时老师会带我们穿过那里去少儿书店隔壁的静安区少年宫，或是再远一点市少儿图书馆，甚至到市少年宫。除了初中时一次临近过年，妈妈商店因为经营有方，效益滑坡，年终奖不到往年一半，而且年后就要公布下岗名单，爸爸所里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花头，我的期末考试还是毫无起色，大家全部闷掉。但是年还是要过，妈妈提议这么点钱横竖横出去刷一顿，吃进肚子算数。在上海阴沉的冬天里我们走进这条狭窄深邃的夹弄，前往南汇路上一家饭店，同样阴郁的心情又被放大了。我家除了赴宴从不下馆子吃饭，再忙也要在家里烧几个小菜出来，这是记忆中唯一一次全家三个人出去吃饭。
张家宅的石门二路这一边是最热闹的，南京路的繁华蔓延过来，临街的房子底楼都是店面，开了又关关了又开，门面装修也是与时俱进，不仔细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了，小时候最怕的就是陪着我妈在带着我一个个逛过来，尤以其中的一爿布店最为索然无味，只有看着头顶上的票夹在钢丝上飞来飞去。唯一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个在一个公交站前卖游戏机卡的小亭子，坐在里面售货员的工作就是对着一个小电视打游戏，柜台边则趴着一排眼睛都看直了的小孩。亭子后面有一幢四五层高的房子，房间，楼梯和走廊以奇怪的方式堆垒在一起，里面除了居民外，还有张家宅街道的图书馆，曾经有同学说要带我去，不过那个小图书馆的吸引力实在无法和门口的游戏机店相提并论，以至于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那幢奇怪的房子里里外外走一遍。
在石门二路靠新闸路一侧也是一片石库门旧式里弄，我们住在附近的都知道叫善昌里。在张家宅进进出出这么多年，善昌里大概是我唯一一个曾经走到建筑内部的，因为我小学时最好的一个同学苏轼就住在那里。善昌里是上海最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和这房子一样苏轼在小学班级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但是他有个在“外头”的妈妈。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一个人在“外头”是不得了的事，而“出去”几乎是上海人翻身逃离逼仄贫穷的生活环境的唯一出路，跟何况他妈妈是在美国，在“外头”里也是属于第一世界的。我妈以前在涉外商店上班，收入不多见识不少，“一看就是外头带进来的”至今是她对东西的最高评价，同理“一看就是外头回来的”也是对人的最高评价。我爸爸有个老朋友以前是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去了美国几个月后给我们写来一封信，除了谈那边的生活外还有一张照片，他坐在新买的二手车里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外向镜头招手，好像在说“同去同去”。在现实的压力和榜样的力量双重夹击下爸爸也曾经决定搏一记，求来了绕几个弯的亲戚的经济担保，申请了语言学校，准备好了飞机一落地就洗碗打工的生活，最后因一场风波一切落空，“出去”的重担最后落到了我的头上。
对我们来说，苏轼就是美国的象征，每次班会课或春游，苏轼带来的变形金刚，游戏机总是能轰动全班，而这些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对他来说似乎是毫不费力的。苏轼见多识广，为人洒脱，很讲义气，毫不吝啬地和我们分享这一切，十足的小开的派头，对我们来说，苏轼简直就是美国驻我们班的大使，大使馆就是他和他爸爸住的善昌里的一间前楼以及他爷爷住的一间亭子间。去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苏轼家里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游戏机和玩具，而是他爷爷床底下一堆堆的航空知识舰船知识，还有他书柜里的一套少年军官学校丛书。此后的暑假里，我每次到他家里一起玩一会后，他留在前楼打游戏，我就到他爷爷的亭子间看杂志。苏轼的爷爷是典型的上海老先生的形象，高高瘦瘦，干干净净，戴一副圆圆的眼睛，每次我去叫他一声，他就笑得眼睛都弯下来说“弟弟来玩啦”，然后我就坐下来看书他爷爷坐在一旁看报，暑假的下午善昌里的亭子间里安安静静，外面的弄堂也安安静静，偶尔传来几声上海夏日的虫鸣。
小学毕业后我和苏轼一同升入对口的普通中学，但是不是同一班，我们慢慢地开始疏远，就算放学一起回家话题也越来也越少，苏轼不再对飞机坦克感兴趣了，苏轼开始喜欢名车，最新的电子产品，时髦的篮球鞋，没有改变的是他的豪爽大方，毫无疑问他的周围又围了一圈新的朋友。我虽然也喜欢这些，但也本能的知道它们都不属于我这个世界，我和苏轼的距离不再是像以前看几本航空知识就可以拉近的了。很自然地，我们地除了见面点个头就很少说话了，除了看到他越来越潮的打扮再也不知道他在干写什么，当然也再没去过善昌里，看到他爷爷，直到有一天校会课，我们像往常一样期待着喇叭里传来的处分通知作为无聊的调剂，没想到这次的主角竟然是苏轼。没错，以苏轼的本质他不可能去搞破坏或欺负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偷出家里的美金和狐朋狗友兑换了拿出去开销而已。那件事的细节我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之后我很少见到苏轼，就是见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想他的爷爷一定很伤心。
虽然他没有特地通知我，之后不久我还是知道他要去美国了，对我来说总算有了个去找他的借口，不过他家里是不好意思再去，就翻出他家的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爷爷，听出是我后还是很高兴的样子，和我寒暄了几句后忽然叹了口气，说苏轼要是一直和我在一起就好了，我没有响，然后苏轼过来听电话，我们说了几句无句紧要的话就告别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后来升入高中，学校所在的山海关路正对着石门二路对面的善昌里，很多次地想去敲敲苏轼家的门，看看他爷爷，问问苏轼，看看这个在小学时带给我很多欢乐地方，却又一次次地止步。
高中毕业后张家宅就开始拆迁了，也就彻底和苏轼断了联系的可能。那次拆迁效率高的惊人，这么大一个街区几个星期就少掉一块，一年内就全部被夷平。在这个地段上造起来的楼盘自然在整个上海也是排得上号的高档住宅，不过这个楼盘不叫新张家宅，更不叫新善昌里或新福田村，而是顺应了现在沉渣泛起的潮流以市政协原址的买办住宅命名。就这样买办住宅得到了重生，而除了我们这些老静安，张家宅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要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没有在当时给张家宅留下几张照片，当时数码相机还远没有普及，谁又会把宝贵的胶卷浪费在几幢破房子上，现在想要努力地回忆，甚至在网络上注册了很多论坛，发疯一样只想求一张张家宅内部的照片，至今一无所获。不过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对老房子的回忆始终是经过美化的，因为我们作为独生子女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家庭的照顾，不用每天去倒抽气熏天的马桶，不用在狭小肮脏的灶披间做出一日三餐，一切老房子的脏乱差都被屏蔽了。无论如何，这次拆迁对张家宅的居民是一个解脱，其中有幸回迁的更是改变了命运。这好像是在世纪之交，上海慢慢走出了大下岗的阴影，生活条件开始提升一个缩影。我附近的同学越来越多地搬进了略显偏远但条件大大改善的新居，临走时我和他们说一定要杀回来，笑容挂在我们脸上，那时都快要毕业，多一份收入，攒几年钱，买回静安区似乎是近在眼前的事的。
我们失去了张家宅，那时候没有人太在乎。在张家宅进进出出的日子，我们的眼光也从来没有真正落在它身上，我们无时不刻想要跳出这样的生活，改变开始了，多年的盼望让人兴奋，但是事情的结局永远不是我们能预料的。慢慢我们发现上海的样子似乎离我们的憧憬越来越远，这才明白原来当初的改变是往一个当时难以想象的方向加速狂奔，变成今天我们再也不认识的样子，这时候想起在弄堂里穿梭的岁月，想起曾经红遍上海的大街小巷的歌，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原来这是献给我们青春和故乡的一首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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