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四八：只是一回事儿

《传习录》一四八：只是一回事儿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你来信说：“‘致知’的学问，春天里再次承蒙先生您的教诲深觉受益良多，已经很清楚该如何用功了，觉得比从前尤为简易。但是我心中认为对初学者讲说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再带上‘格物’的意思，使他们明白下功夫的地方。本来‘致知’和‘格物’应该是一起用功的，但在初学者还不知道从何处入手下功夫的情况下，所以还是先为之讲说‘格物’，这样才能懂得致知。”等等。

“格物”就是“致知”的功夫，懂得“致知”就是已经知道了“格物”。如果还不知道“格物”，那么就是“致知”的功夫还不曾弄明白。近来我有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谈到这个话题时讲得十分详细周全，现在寄去给你仔细读读，自然能够有所领悟。   

理解王阳明的思想，首先不能离开的是他“学为圣贤”的学问观，他认为学者做学问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学为圣贤”，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他也不屑于同游离于这一目的之外的一切伪学者争辩。其次，王阳明的学问，始终离不开自己的良知。对前人的话，他先是抱持“敬而信”的态度，然后一定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去印证、体察，除非反复印证、体察行不通了，他才会坚定地依照自己的良知重新予以解读。这种态度，从大处来讲，叫实事求是，从方法论角度讲，叫知行合一。

站在这两个基点上，再来理解王阳明，便容易得多了。

王阳明讲“格物”，首先要回到《大学》《中庸》，回到“大本”“达道”，所谓的“大本”“达道”，一定是同人的本然之心相关的。王阳明解读“格物”，完全绕开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先儒们的旧识——究竟事事物物的分殊之理。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和《孟子》中的“格君心之非”的“格”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正”的意思，也就是正其不正，使之复归于正。

至于“格物”的“物”，既不是客观存在的某个东西，也不是它所具备的“分殊之理”，而是与人心产生关联后的所谓的“事”。在王阳明看来，“格物”就是“正事”。有一次，王阳明同自己的一个朋友一同到山中游玩，看到山中的一树花开得正盛，朋友认为这山中的花，正好可以证明“心外无物”学说的欠周全。王阳明讲：“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也就是说，王阳明讲“心外无物”时，讲得是在人心之中，不存在不曾与人心产生关联的物。所谓的“格物”，就是正人心之不正，以使之复归于正。

至于“致知”，说到底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内心之良知，就是《大学》所讲的“明明德”。正内心之不正，使之复归于正，说到底，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所谓的“致良知”，又何尝不是“去人欲，存天理”呢？

周道通在自认为已经有所领悟的情况下，仍然把“格物”和“致知”当作两件事去看待，而且自以为“高明”地认为初学者可以从“格物”功夫入手，显然是并没有真正理解人心只有一个，“格物”与“致知”只是一回事儿。关于这一问题，王阳明已经不是第一次讨论了，所以，干脆把同别人讨论这件事的文字寄去，供这位不上道的弟子参详。

“只是一回事”不仅仅是就“格物”与“致知”而言的，当我们真正把“学为圣贤”作为为学的唯一目的，当作人生的唯一大事去看待时，哪里有那么多的分殊，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一体”同然，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儿！非但“格物”与“致知”是一回事儿，知与行是一回事，在商汤讲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那一瞬间，在他“一体”同然的思想体系下，连你、我，华夏和夷狄也都成了一回事。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一个人的本然之心，能够装下的世界，都“只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