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它的原生地印度兴盛繁荣了几个世纪，精妙绝伦的佛教艺术是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最好见证。那么，位于丝绸之路的东方，和西亚各国有频繁贸易往来的中国，是在何时迎来并接受了这种外来的宗教，早期的佛教艺术又是依附于什么样的形式而存在的呢？
佛教的强烈辐射力与独特魅力，使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而佛教造像的传入则要晚几个世纪。就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看，只有在其造像传入后才踏上它的黄金大道，由是对中国的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产生巨大影响。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最早依附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而存在，而它的衍生物佛教造像则以神仙的姿态首先在南方出现。将佛陀视若仙人，是当时宗教信仰的一个总的特点，而佛教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自然要复杂得多。外来的僧人们为使中国人接受佛教，并使之教理尽量通俗易懂，遂以中国神仙思想诠释佛教，以仙比佛，以“格义”之道广布佛法，在通俗易懂中将民众潜移默化。同时，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人们的接受、认识过程的不尽相同，对这个外来神的理解是各有差异的。反映在佛教造像中，除佛像与神仙像混杂外，亦有许多非仙非佛的形象。如在吴地铸造的佛像铜镜上，佛像与东王公、西王母同处于供奉的位置，有的佛像高螺髻、通肩衣、背光、作禅定或施无畏印，印式特征比较明显；有的则系中国神仙式的双髻，或着平顶冠；还有的穿上了中国绅带式服装。大量佛饰器物在中国南方发现，就其现象背后，有着很深的思想内涵。既不能简单断定为这是佛教在江南大盛的反映，也不能因佛像与神仙相混淆而否定大量佛教因素的存在。
公元3世纪以后，西域成为佛教东渐途径之要地。佛教艺术在这里发展持续近千年，至13世纪伊斯兰势力侵入，遭受重创而告终结。幸存部分在20世纪初多为外国探险家掘获，大量雕塑、壁画、经卷流失到欧洲及日本，国内今存实物已为数不多。西域佛教艺术遗存大致可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部沿丝绸之路南道，西为于阗（今和田县附近），东有鄯善（本名楼兰，今若羌县附近），主要为3至6世纪遗存，少量作品可延续至七八世纪。北部沿丝绸之路北道，由西向东分布有疏勒（今喀什地区）、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焉耆（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高昌（今吐鲁番盆地），遗存多为6~9世纪，早期作品相对较少。
印度早期两大造像源点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佛教造像于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以及怎样兴起的，学术界至今尚未有统一说法。由于大量早期石窟遗迹分布在中国的北部地区，近百年来，中外研究者皆把视点投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北方丝路上，亦往往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此有关。然而，近年来在中国的南方发现了大量3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且在风格上明显受到中印度秣菟罗造像的影响，遂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国当时的宗教、文化、艺术、交通诸方面，同时对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对欧洲学者长期以来有关佛像起源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印度佛教造像的起源与中国佛教造像的产生，是当今佛教艺术研究领域内的两大难题。对于前者，西欧学者曾为此前赴后继地进行了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日本学者也紧步其后，作出了不少贡献。
欧洲人所关心的是犍陀罗美术的产生，这个明显受欧洲人影响的造型是否源于西欧人信仰的产物，由是导源出“希腊起源”与“罗马起源”诸说。问题虽然未能如欧洲人所愿，但他们长期的发掘研究，无疑为人们打开了最初的认识大门，印度佛教美术中的诸多问题逐渐理出头绪，也在此时，分清了“犍陀罗”与“秣菟罗”雕刻的两大类型，这个问题对研究中国佛教艺术至为重要。
其实，印度佛像的起源与中国佛像的产生这两大难题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印度早期佛像两大源点与中国佛像的产生关系密切，就中国现存早期石窟大多分布于西北丝路这一点看，印度西北的犍陀罗似乎给予很大影响。然而，近年于南方出土的大量佛教遗物从时代上表明，佛像在中国的最早兴起，并不在西北丝路，从风格上看，也不属犍陀罗系统，中国佛像的产生与犍陀罗的关系极小。而就中国整个造像的风格而言，犍陀罗的影响也难说占主导地位。事实是，促使中国佛像产生的是秣菟罗，且在三国、两晋间已将中国的佛教艺术掀起了小小的高潮。秣菟罗在中印度时传入中国，由中国的南方而向东，再与稍后兴起于西北的系统并行向东发展（故我们称秣菟罗向东发展的这条南方传播系统为“南传系统”）。在时间与速度上，南传系统遥遥领先，不仅早于中国北方，且在三国时期即将佛教艺术的图像送达东邻日本。这批出土物，把中国佛教造像的最初样式清楚地告诉了人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造型风格的审美观念上，对北方造像也起着一定的引导作用。近年来，日本许多学者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南部佛教造像对北方的重大影响。由此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仅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对汉传统文化的追求问题，而在于佛教艺术自产生那天起，就有两大系统的存在，在印度是秣菟罗与犍陀罗，在中国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包括西北）。这两大流域是印度两大类型的继续与发展，其特点一如印度，外来风格逐步淡化，最后以继承民族传统的南传系统而统一。在中国，至北魏后期，南传系统统一的优势局面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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