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三盗
打小起，“嘴笨”如影形随，说话成了件困难的事情，尤其不擅长“嘴甜”这项本领，甚至是抗拒，在我的字典里它与“奉承”无异。惊异于同龄人在亲戚、朋友面前游刃有余的表现，每每在长辈“快叫××”的催促下落荒而逃。世界与我无关，退居一隅就是最好的交流。
生性凉薄，如所谓的性格。
北方的大学，炽热如火，四年的浸染，似乎悟出一个道理，嘴甜不吃亏。最诧异的事情，莫过于踏入校园那一刻扑面而来的热情，各种“×哥”、“×姐”的称呼满天飞，同学、师生间如兄弟姐妹，好一派亲密。再倔强的性格也得入乡随俗，见到老师、师兄师姐偶尔会礼貌性地亲切几句，虽说不自在，也不至于无礼。
年轻的老师们，都是同学们嘴里的“哥哥姐姐”，楠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二十五六，教英语两三年，瘦高、精神且帅气，深得女同学的喜欢，听说他的女朋友就是他大三的学生。起初，对这样一个年轻老师没多少印象，像所有课程的开头：自我介绍、课程、纪律、期望一股脑砸向每个人。
自初中学习英语以来，至今未弄懂过那些语法、语态的东西，听说更是一塌糊涂，听力考试全靠蒙。在语言面前，多次验证了自己的愚钝，倍感无力，以至后来心生厌倦。曾天真地以为到了大学就再也不用学英语了，可事与愿违，更难过的是四六级考试还与毕业证挂钩，于我无异于晴天霹雳。不管有多不情愿，还是硬着头皮跟着楠哥，一堂课未曾逃过。
“原声电影是最好的英语学习工具”，他多次提起。
学期的第三四个礼拜，楠哥开始大力推进他的电影教学改革，看电影练“听说读写”，班里逃课的同学少了许多，想必大家出勤的是“电影”而非“英语课”。《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辛德勒名单》、KISS的《Because I'm a Girl》，……，它们唐突地走进我的世界，“哇，电影拍得太伟大了，歌曲真美妙”。大学以前，除了看过几场婚丧嫁娶上放映的露天电影外，一切都是空白，更别提国外电影。家里也是研究生毕业后才有的第一部电视，光影世界对于我这样一个乡土学生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也是那一刻起，似乎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多彩与美妙，如果时间有色彩，童年与少年就是在灰色里睁眼看世界。今年，第一次翻看罗杰·伊伯特的《伟大的电影》，大学时看过的这些电影犹如夜空的星光，熠熠生辉。
楠哥的电影教学，课程气氛活跃不少，同学们也喜欢这种方式。对于我而言，除了他的提问和作业外，英语课并非令人生厌。一学期下来，英语仍旧无涨进，勉强挂在及格线上。
学院在我们大一的第二学期推行教学质量监控之类的运动，即院系领导下架到各班级倾听同学们的意见。某个晚自习，院领导如约来到我们班级。刚开始，大家略显拘谨，还是班干部们零星地打开了话匣子：什么时候开始上专业课？C++是不是也得学？我们专业就业怎么样？问题无关痛痒，领导们例行公事地一一答复。
“你们对任课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开始向领导倾诉。在某几个同学发言的带动下，几乎是异口同声控诉楠哥的不务正业，痛陈他课堂放电影占用上课时间的行为，那一刻，楠哥成了众矢之的。坐在教室后排，头一次深感背脊发冷，懦弱到不敢声张，只是默默地任由他们历数罪状。班级里的同学确实好学，他们是典型的好好学生，听闻好多晚上都要学习到十一二点。进入大学曾野心勃勃，要拿下大学里所有的奖学金，大一两学期竟然排名倒数，后面几年彻底放弃了学习，基本全部心思放在专研数学和写文字上，曾在某个分享会上自嘲：不是我不努力，只是我的同学们太狠了。至此，不难理解同学们的强烈反应，或许真的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习。
后来，领导突然进班听课。再后来，楠哥变得小心翼翼，再也不放电影。最后，班里来了位高个英语老师，直至教完我们大学所有的英语课。我的英语并没有改观，除了取得考试线外，仍旧原地打转，甚至还不如高中。我的同学们，仍旧很优秀，有好些后来出了国，有的成了大学老师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工作者。
他们以学习的名义告发自己的老师，一个集体的道德伤疤至今未愈，正如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里所呈现的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人人都成了耳语者。只是有一幕颇具讽刺，班级里某些年年拿奖学金的同学，他们考试竟然会打小抄。
毕业近十年，记不起几个任课老师的名字，唯独忘不了叫楠哥的英语老师，或许这是一个沉默的回忆。
2015年8月11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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