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尝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其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求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泄。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吴仲孙”，甚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译文：
遇到不能顺我心的事情，那么我的语言就会愤怒而要鸣不平，遇到乐意顺应我心意的事情，那么我的语言就会婉转而不会发怒。所有天下人，他的喜怒哀乐的心情，可以用他的一句话就能知道了。欢喜的语言，怎么可以替代愤怒时的话语呢？这种情况天下人都是能辨别的。而关于圣人，因为他的言语谨慎繁琐，很多都要记载与典籍，所以关于他喜怒好恶的事物，必然更是简单明了。
然而天下之人，常常为了能求得主上的心意而忧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天下人，认为圣人所做的文章，不再是天下普通人的语言，就是因为这样让圣人的言语，更加的深远而不能让老百姓知晓。那么天下人为何不去以己推人考虑这个问题呢？把自己喜悦心情告诉人家，却用愤怒时的语言，那么天下人都会以为这人是病狂。那么圣人和常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不知道圣人好恶的心情，又不去探求圣人语言内包含的喜怒，这就是所谓的大迷糊啊！
想当初孔子在周衰落的晚期删改《诗经》，内容上自商朝、周朝的盛世，并到了周幽王、周厉王违背道义的时候，并且截止于陈灵公。自有诗人以来，到了孔子的时代，大概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我曾经有疑问为什么《大雅》、《小雅》的诗歌，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只称赞周文、武、成、康王的盛世和德政，看到最后一篇，也没有看到反映周幽、厉王暴虐的诗歌，这谁又知道当初为周幽、厉王写诗歌的人不是为周文武成康王写诗歌的人呢！从观察诗歌的语气和言辞风格来看，有幽怨忧愁不快乐的意思，这肯定是和周幽、厉王有关无疑了。
就在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二年间，天下的是是非非，杂乱众多而能触动人心，看见恶事就会愤怒，看见善事就会喜悦，那么在探究一件事是非的时候，就可以在书中探究那些关于喜怒的言语即可。今天的人们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有因喜悦而言语的人，有因愤怒而言语的人，有因怨恨而言语的人。因为喜悦而说话的，那么他的言语和蔼而不会伤及他人。因为愤怒而说话的，那么他的言语严厉而不会温和，因为怨恨而说话的，那么他的言语会深藏而不泄露本意，这都是大多数人的表现吧。《春秋》中关于仲孙湫的到来，说是“齐仲孙来"。对于季友的归去，说是”季子来归“。这就是所谓的喜悦时的言辞吧。关于鲁、郑两国的田地交换，说“郑庄公用玉璧向鲁国借许田”，晋文公召见襄王，说“天子襄王在河阳狩猎”。这就是愤怒后的言辞吧。关于叔牙的被杀，说“公子牙卒”，对于庆父的奔逃，说“公子庆父去了齐国”。这就是所谓的怨恨时的言辞吧。《春秋》的言辞因为喜悦而温和，因为愤怒而严厉，因为怨恨而讳莫如深。这就是语言的三种状况，其他没有再多的了。
但是《公羊》、《谷梁》的传记内容却不是这样，书中日月土地等大自然，都可以作为教诲。但是人们对于日月的无知，对于土地了解的不详实，那么什么让人能喜？而又什么让人能怒？可见这些大自然的万物和喜怒是没有关联的。《春秋》书中记载：“戎人伐凡伯于楚丘”，而此书记载“卫国人伐凡伯”，《春秋》书曰记载“齐仲孙来”，而此书记载是“吴仲孙”，非常过分甚至更改了人家的国籍。这却又不是言辞喜怒而能达到的程度。所以我就说《春秋》这本书，都是人的言论而已，而即便是人的语言，也能观察到言辞语气所要表达的内容啊！
读后诗评（七绝）
文/卧雅斋
善恶纷呈触我心，言辞喜怒怨如深。
何来《雅颂》歌无道？一部《春秋》字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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