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小五
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位置,国家也一样。
上篇文章《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并没看透》,介绍了中国崛起,根源于正确的工业化路径。
但很多时候,即使做出正确选择,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确实存在重大的历史机遇,起到了催化、推动的作用。
这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催化,使中国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样子,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并重新定义着中国。
1 重大历史机遇——工业化、城市化遭遇西方产业外包大趋势
科技创新,在西方经济发展中,一直有着重要作用。
从最初纺织机械、蒸汽机、内燃机等掀起的工业革命,到现在计算机、智能化技术,每一轮创新,都为西方带来突飞猛进。
创新带来高额利润,极大增加社会财富。
在旧时代,增加的社会财富,虽大部分被创新部门占有,但也会拉动周边行业发展,而且富人财产也附着社会义务,如救助穷人、修路等。
然而,西方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轮创新发展,却没有显著惠及普通百姓,它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
诺基亚等传统企业,拥有完整制造产业链,生产统一的消费品,满足人们基本需求。
但随生活水平提高,个性化需求井喷涌现。
拥有全产业链企业,在面对多样的个性需求时,无力承担高昂的调整成本,逐渐走向“越努力越失败”的逻辑终点。
舍弃对全产业链的奢求,着力打造创意和品牌,才能成为制胜法宝,比如苹果公司。
这就导致生产制造、装配等环节,需要大量外包。
谁能承接这样大规模外包?
需要两个条件:生产必须高效率;生产必须高弹性。
高效容易理解,弹性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个性化需求,越能适应不同需求,越有可能承接大量外包业务。
两个条件耦合,承接方只有一条路可选:有大量专业的、精细化的中小型企业。专业化能带来高效率;中小企业彼此配合、适应带来高弹性。
举目全球,只有中国,能满足制造业外包的需求。而且,简直就像虚位以待。
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很多城市,建设了大量的工业开发区。
在文章《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并没看透》中提到,90年代,中国轻工业大规模发展,为全社会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在轻工业向重工业换挡过程中,即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简单说,就是原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80%归入了地方政府,中央收入很少。钱少很难办事,很难大规模投资,很难支持西部不发达地区。
分税制改革后,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划归了中央。第一年就从前一年的两成,增加到了六成。
但是,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种,全部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鼓励建筑业大发展。
在此之后,地方政府建设了大量的空白开发区(广义城市化)。
而这些开发区,如果没有企业进驻,企业无法盈利,系统就无法长久运营下去,政府的融资无法偿还,风险会大增。
巧合的是,恰逢西方大量外包机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促成了工业化的关键腾飞。
当然,后来加入WTO,也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的崛起,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西方产业外包互相催化的产物,是世界大势。
2 中国崛起的显著成果——构建起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
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十多亿人民,辛苦劳动,追求更好的生活,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构建起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
供应链规模越大,其内部节点越多,互相配套、嵌入越深,效率越高。
中国面向全球承接合同,也面向全球生产制造;国内电商平台发展,又催化出更细致的分工。内外融通的格局,使供应链网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也造就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事实上,制造中心已经超出中国范围,扩展到东亚、东南亚地区。
中国从这些国家、地区进口大量零件、半成品,再加工、组装成成品,销往全球。
整个东亚被中国整合进“环中国海供应链网络”,成为全球的制造业聚集区。
这个制造业区域,无法被世界上其他区域替代。
中国崛起,带来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网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将东亚、东南亚地区纳入进来,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终局性的世界制造中心。
3 世界双循环大格局的形成
以往的世界秩序,基本是“中心——外围”结构,即以西方为中心,其他非西方国家依赖于西方的科技、资金、制造业等。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制造中心的形成,使得“中心——外围”结构演变为“西方——中国——其他非西方”的双循环大格局。
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技术、高端金融服务、资金等;
第二循环:中国向亚非拉等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能源等。
中国处在双循环的节点。
西方创新经济转型,使得西方无法对亚非拉,产生直接拉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西方经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很多出现大滑坡。因为,原材料只对接中低端制造业,无法对接高端制造业、服务业。
中国崛起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能源,提供了超大规模市场。
未来,这一双循环结构,会趋于固化。
美国将继续占有价值链上游,通过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领导地位;
中国及东亚制造业区域,将继续通过制造业,对接上游和下游国家。
下游国家将继续通过能源、原材料等,获得国际发展空间。
4 从坦赞铁路看中国在非洲的无限想象空间
印象中的非洲,多是战乱、贫穷、饥饿,但事实不是这样。
非洲的农产品种类丰富,产量高,耕地面积大。以坦桑尼亚为例,其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10,耕地面积却达到中国1/2;
矿物资源丰富,在我们国家属于富矿的,在当地只能用来铺路。在非洲还发现了世界唯一的天然核反应堆,铀235丰度很高;
生物多样性高,珍奇异兽应有尽有,旅游资源潜力巨大。
等等。
如此丰富的物产,使得非洲大陆,在第二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
尤其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真正的源远流长,比改革开放的时间都长。
开创紧密联系的重大事件,是坦赞铁路的修建。
上世纪六十年代,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计划修一条贯通两国的铁路,然而耗资巨大。
向西方、苏联等大国求助后,均被拒绝。
后来到中国寻求帮助,获得支持,于1970年动工。
中国为其提供了十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及整套勘探、施工、维护、运营技术和人员,付出极大代价。该铁路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成套援非项目。
为坦赞两国修建的这条1860千米的铁路,激活了两国经济。
坦赞铁路的修建,使中国在非洲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23个国家提议:中国重返联合国。最终投票通过。
23个倡议国家,和投支持票的国家中,有大量的非洲国家。
可以说,“是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坦赞铁路极大解决了两国的农产品、矿物、人员的运输问题。
但几十年来,当地缺乏铁路运营管理技术,铁路运力严重下降。
近年,中国与坦赞两国约定,计划重新激活坦赞铁路。
其中重要的一个项目,在终点站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北边的巴加莫约市,重新修建一个出海港口,将铁路修一条六十公里的支线连过去。
新港口设计吞吐量,比东非现在所有港口之和还要大。
可以想象,新港口将作为东非最大的出海门户,与世界联通,与中国联通,将坦赞两国、非洲南部国家的矿物、农产品,源源不断的运往世界,以及中国。
一方面实现非洲国家自身经济发展,从第一产业,逐渐过渡到更高阶产业;
另一方面,为中国农业和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缓解资源稀缺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在非洲,投资了不只坦赞铁路,而是.....
5 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枢纽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从微观层面上,个体和企业,沟通着上游下游、国内国外,成为微观意义上的中介和枢纽;
在世界秩序的演化中,双循环格局逐渐生成,在宏观层面,中国成为西方与非西方的枢纽。
中国之所以成为关键的联系节点,因为两个特征:多元和超大规模。
多元结构,决定了中国内部,始终存在着深刻的彼此连接。
中国内部有海洋、大陆、以及海陆中介,三大部分。
海洋区域即东南沿海,资源丰富,生产力强大;中原地区人口众多、市场巨大;西部地区生态脆弱、物质资源缺乏,但精神文化丰富。
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物质资料,经由中原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形成对西部的秩序投放;
而西部的宗教、文化等资源,又对中原和沿海地带,形成反哺和平衡。
海陆中介,将海洋和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统一的中国。
在海洋和陆地区域,又各有一个特殊地区,分别联系着更广阔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即香港和新疆。
香港沟通着世界主要的海洋区域,如英美;新疆沟通着世界主要的大陆区域,如欧洲大陆及以东的西亚、中亚国家。
海洋区域一般实行普通法,大陆区域如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等实行大陆法。
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要好过大陆法。在普通法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远高于间接融资市场,大陆法区域相反。
香港本身具有二元性: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与世界海洋国家,共享普通法秩序,成为沟通中国与海洋世界的关键节点。
中国可以通过香港,影响国际资本市场;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力量。
新疆同样具有二元性:它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与欧亚大陆世界,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
从中原看新疆,这是中国西部的尽头;但从新疆向西看,这又是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的起点,也是欧亚世界影响中国的起点。
中国的崛起,有工业化道路的正确选择,也有城市化和西方产业外包时间重合的历史机遇。
在高速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适应能力,并深刻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中。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不断改变着世界秩序,使原来“中心——外围”结构,逐渐演化为双循环结构。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沟通西方与非西方的中介和枢纽作用。
中国因加入世界秩序而崛起,在深刻影响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只有将自己的视野和格局,提高到世界高度,才算真正回归了“中国”本该具有的普遍主义精神,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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