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李自成带着部队进入了北京城。李自成尽管进了京城来当皇帝，可这个皇帝要怎么当，政权怎么组织，明帝国剩余的文官武将们如何安排，李自成显然完全没有想好。进京后，李自成最心急的，不是什么安抚人心，而是想着怎么搞钱，来养活十几万进入北京城的军队和供他自己享乐快活。
部队和新政权都缺钱，于是李自成下令，对所有原来大明朝的官员，都统统进行“助饷”和“追赃”。这项工作，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第八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执行，具体工作由大将刘宗敏和李过主持，还设立了专职部门比饷镇抚司进行负责。
有了李自成的支持，整个北京城顿时成了一个烧杀掳掠、鬼哭狼嚎的人间炼狱。当时，整个北京城，大顺军的士兵们“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大明帝国的遗民，上至文臣武将，下至富商平民，纷纷被十几万大顺军士兵抓起来严刑拷打、追索钱财。
当时，一些富有的贪官，例如崇祯皇帝的老岳父、嘉定伯周奎，在拷打之下，就吐出了50万两银子；大太监王之心也乖乖上贡了15万两；大学士陈演，也被迫交出了4万两。
但问题是，高官巨富们多少还有点家底，无非掉一身皮，“捐”出银子交差；可是穷苦的中下级官员们可就惨了，要么没有钱，要么钱不够，满足不了李自成、刘宗敏们的需求。
于是大顺的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只有一个：
整，往死里整！
大学士魏藻德，是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进士，此前被崇祯帝破格录用为阁臣。在主持“助饷”“追赃”的刘宗敏看来，这么大的官，肯定有不少银子，于是招呼手下一番严刑“伺候”。没想到魏藻德压根没啥银子，让家人东拼西凑了1万两银子，给李自成和刘宗敏“上贡”。结果刘宗敏非要他10万两银子，为了逼出这差额的9万两银子，魏藻德被活活打死。
临死前，魏藻德痛苦地说：
“我想为新朝廷效力，为何要如此对我？”
老子身上没搞出钱来，刘宗敏又将魏藻德的儿子抓来严刑拷打。可还是没钱，于是，魏藻德的儿子也被活活拷打致死。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始，到四月六日短短十天时间，北京城里类似魏藻德这样被严刑拷打、逼勒致死、致残的大明文官武将，足足有1000多人。而通过在北京城挖地三尺、严刑勒索，不到一个月时间，李自成共在北京掳掠夺得7000多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
明朝时，即使是号称富庶的万历初年，大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区区496万两；而明朝末年，在全国范围征派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所得也不过2100万两白银，就已经搞得民不聊生。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短短十来天时间，就搜刮得到7000多万两白银，可以说，这几乎是将整个北京城的血肉都给榨干了。
如此鹭鸶腿上刮肉的作风，大明帝国的遗老遗少（包括文臣武将、知识分子、士绅平民），怎么可能为李自成所用？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