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用”问题的人生价值
1.有用与无用的界限
“无用”概念基于人的生物性生存，即基本生存需求。
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多数时候，只关注那些与基本生存有关系的事物，因为那些是最直接的、明显的和有用的。
很早就有哲学家指出——人与动物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之地。
普通人不会在乎这些区别，而君子则会强调，并保持这些区别——人不仅要生存，还要思考自己的生存，这是人与生俱来反思的意识和能力。
通俗地讲，我们不仅要做事，还要思考“应该如何做事”，这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结构。
但是，这样的精神结构并不是自觉的，也不是能够充分发展的。
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明确反思自己的生活。
在生活中确实遇到问题了，通常我们也只是就事论事地把问题解决。
而当现存的求解方式不足以回答我们的困惑、焦虑、不满时，我们就进入到哲学思考的阶段。
“无用”的问题，这时却变成重要的了。因为人的生活需要这样的意义感。
2.理性社会带来的局限
现代社会由理性“塑造”，而理性是生而有之的。
但是，理性化的现象，在历史上造成了两个重要变化：
其一，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超越于经验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诸如天道、传统、上帝等），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
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约翰·列侬（John Lennon）认为精神安慰的来源于性、电视。他不相信宗教或者神圣的存在，因为它们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超越人类的力量。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换——我们生活的意义感，曾经依靠自然、天道等客观标准，但它们在今天不再是一个普遍可行的选项。
其二，理性化的趋势，使得追求效率、分工成为必然。每个人只是产品生产的某一部分，并且日复一日地熟悉这一部分。
每个人越来越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越熟悉越有效益。
以前，木匠可以独立做整张桌子：从设计到材料加工、造型、上漆、成品。
但现在，桌子绝不是一个人能造出来的，它需要机器、设计师等的参与。似乎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整个作品。
我们生活在一个局部当中。也是因为如此，理性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理性，它仅仅是工具理性。
3.工具理性
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这是我们所说的工具理性。
目标本身也需要理性来思考和论证，价值判断要有标准，要有参照，而参照是由传统的、高于我们的神圣存在提供的。
当传统不再理所当然时，我们不仅要做价值判断，还要确立一个价值参照、价值标准，这是极大的困难。
在古代，生活的方向是给定的，路非常少，但方向很明确。现在，路特别多，方向却不明了。
于是，现代人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一方面，选项很多，自由也很多，束缚性也很少。
另一方面，要达成这些自由，能力却是有限的。你难以判断自己所做选择的好坏对错。判断的负担往往还得由自己承担。
二、寻找自我
1.哲学的原点——寻找自我
上述讨论关乎人生的意义，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我是谁”的问题。
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不在于你听从了别人，而忘掉了自己；而在于仅凭靠自己，是找不到自己的。
《自我的本质》（The Self Illusion）这本书提过一个关于“我是谁”的说法：你并不是你以为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是“你以为别人眼中的自己”。
即你经常在想别人怎么想你，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以为别人看待你的观点构成了你自己很重要的部分。
“自我”的构成，是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你想象的别人对你的想法的综合的产物。
哲学或者一般的思想人文都在探索一个难题：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才更有意义？
这个问题难在没有一个确切或普遍有用的答案。即便给了你一个答案，它也是非常原则性的，你并不会觉得它对你自己有帮助。
事实上，这是一个高度情景化的问题，需要你去探索和思考。而且，它的答案经常会被否定，或者改变。
同时，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难以回答就被忘却，或者消失。它与人类如影随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彻底忘掉它，不再关心它的时候，要么你变成了神明，要么你就变成了动物。
2.哲学敏感性
上世纪70年代，我9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对一些问题有了敏感性。
有一次，我到女同桌家中作客，吃完饭后，她父母在洗碗时显得关系特别亲密（爸爸环抱着妈妈，帮她洗碗）。
我这个同学却对此做了“恶心”的评价，她认为父母在家务劳动过程中亲密的行为，破坏了劳动生产率。
而在当时，我想的是，他们的确破坏了家务劳动的生产效率，但又好像赢得了什么。
很久以后，我读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效率的观点：我们总是特别针对某物的效率，但是一件事对于X的效率，并不等于Y的效率。
比如，没日没夜地加班，你的工作效率可能提高了，输出成果很大。但你的睡眠效率就下降了，闲暇时间对应地也变少了。
在这个工具理性主导的世界里，我们或多或少会被单一化的倾向带着走，不自觉地选择某个“效率最优”的方案。
而哲学思考却能让我们看到生活和人生目标本应有的多样性。
3.人生的多面向
人并不是只有表层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我们非常“丰富”，有很多面向：
第一，在历史性上，人是一个时间的存在。
我们有过童年、青年，发展到现在，有不同的样貌和状态。这个过去的“我”，还是我吗？
在我们的成长中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可能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改变了我们生活原有的模式，让生活不再在原来的延长线上发展，而是有一些裂痕或者改变，需要我们重新调整，甚至重建“自我”。
每个人都是经过这样的事件成长起来的。我们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自我”。
这个“自我”是复杂的，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
第二，在每个时刻，人有不同面向。
柏拉图认为：人有理性、意志，还有欲望。我们每个人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不同的欲望发生冲撞，最后做出选择。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经历“理想主义澎湃的夜晚”和“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
我们经常对刚过去的两个小时荒度而后悔，觉得应该怎样做才更好。我们经常在年初立下flag，但往往没去看去年flag的完成情况。
不是说放纵的“自我”更为真实，或者应该坚持自律的“自我”。
我们有繁多复杂的历史性的过往，在当下的此刻也有不同的面向——在学校，我们有师生、同学关系；在工作场合，我们有上级、同事；在家庭中，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我们有多重身份和多重面向。
那什么才是真实的“自我”呢？
4.真实的自我——“我的故事”
在各种关于“自我”的理论中，比较吸引人的是“叙事性的‘自我’”（narrative identity），你能讲出一个关于自己的相对完整的故事。
如果你忠实于自己，了解自己，你就能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那些千变万化的过去，仍然是你的一部分。
过去的一次工作和一次恋爱，可能会在未来的不同时刻，在你身上产生不同的意义。你的故事是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
在某个时刻，有一段“素材”被废弃了。但后来某个时刻，你会觉得这段素材很好，就把它重新拿来编辑。
这不仅事关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而且事关人生意义，以及什么是丰沛的人生，什么是幸福。
注意，这并不是主观主义的回答。当所有人都觉得你的故事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还觉得很好，很有意义，这很难做到；你还是会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特别是那些对你重要的人。
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不仅要让你自己完全信服，至少也要让一些对你重要的人信服。
罗丹曾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生活并不缺乏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瞬间，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敏感性。
5.求同存异——选择与改变
人是有自主性的，否则我们就是“决定论”式的人。人的努力也是可为的，并且努力需要观念来指引。
即使现在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竞争特别激烈，现实环境还不能快速转变，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不被这个世界的结构左右。
有一位音乐老师，曾在清华大学做音乐通识教育，一两年就离开了。
后来，他在北京郊区过极简的生活，每周教一两次钢琴课。他觉得把钢琴弹到最好，生活可以很简单。
这样极端的生活，他居然存活下来了。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使在现在结构性的压力下，在世界规则如此繁复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可以践行不同的、另类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单位、在公司、在体制里，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选择。
它肯定是困难的，首先需要得到自己的支持，也需要周围重要的伙伴对你支持。你要给自己一些信心，你还要有一个独立于现在特别主流的流行的评价模式。
这很重要。而哲学思考可以帮助你，并建立不同于主流的支配性标准。
（来源：价值网，作者：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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