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描写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的变迁之路。作者视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试图去追问回答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 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 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市场还是那个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中国企业史基本上史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的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亿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汇总过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他的必然性和先天的不公平性。
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鸿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第一部 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高度集中、计划的经济造成的是社会物资的匮乏，和国企的臃肿低效。
1978~1983年之间，经济政策一直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外资进入和保护国营企业之间摇摆。计划经济及国企生产力的窘境迫使政府作出改变，同时政府仍然抱有国企的病症仅仅是因为内部管理的僵硬和低效率上得观念。由于当时的国营企业聚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资产和精锐人才，所以国营企业的改革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性质和命运。
陈春先：“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往前走的。”
国务院《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为先知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班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由此延伸出来“投机倒把”罪。
邓小平领导的变革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一切似乎都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治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灌南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异地观念的解放与否是他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
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罪属于防范的地方。
第二部 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
从1984年开始，受到政策及思想解放的影响，中国企业开始大步发展，同时更多国营企业中的技术和商业人才加入其中，但是这些由国企支持的个人和企业也造成了日后企业产权及主导权的矛盾。
中国的改革，总是制度落后于行动的，这就导致了许多的法律漏洞和灰色地带，而这些漏洞往往又被和政府关系紧密，以及胆大的人利用，要么赚的盆满钵满，要么成为典型被绳之于法。同时，随着企业的发展，改革力度的加大，资本（国外资本）第一次在这片一直有社会主义及计划经济主宰的土地上发挥了力量，这即为国内资本提供了范本，同时也开阔了企业发展的思路。
1989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非同寻常的写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尽管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然而因通货膨胀和闯关失利而造成的心态失衡并没有很快的消退。此时，开始严格控制民工进城，也是如今户籍制度的来源。同时打击私营企业偷税漏税，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他们被认为是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造成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可以看到，政府还是明显的偏向国企的。
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的向前游。国营企业此时的表现愈加乏力，让那些实在活不下去的国营企业死掉，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解放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下岗工人的善后问题。关于国营企业的生死讨论，绵延十多年的对陷入困境或边缘的国营资产的分割、重组与出售，将成为财富积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而中国企业也第一次面对了全球化竞争。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为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完全的解放了思想。
AT&T公司拆分具有标志意义：它一举打破了美国电信业的长期垄断，也为AT&T这个巨人松了绑。从长远看，它彻底激活了电子业务的成长，为互联网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他对今后中国国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垄断性公司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戴尔和思科的出现，基本上代表了日后新技术公司的两种成长路径：独一无二的商业渠道模式，或高度垄断的核心技术优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差距，并不在于创始资本的大小，而在于各自对产业成长的视野和理解的差距。
双轨制的意思是，一种生产资料存在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一种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后者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前者。这种扭曲的价格体制，其目的便是为了保护国营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上的优势。可以想象到，这不仅无法解决国营企业的盈利困境，反而会影响市场经济，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必然会造成腐败及倒卖国营企业生产材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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