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到鲁汶来，一定要喝Stella

人生第一次喝到不管不顾，是在2012年1月31日的晚上。那时已是我在鲁汶的最后一年。第二天早上是学校统一安排的论文中期答辩，于是我便知道在今晚，我一定会和K出现在鲁汶一处无所事事的场所。中期答辩这种半娱乐性质的学术活动，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临时起意的火锅，断不能未雨绸缪，更不能胸有成竹：人员、食材、厨具，场所，一定要临渴掘井，倚马援笔，才能在朵颐的餍足之后额外获得一种怪诞的速度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英语说得足够快，肢体足够挥洒，眼神足够信誓旦旦，就可以弥补学术上的浅尝辄止。于是这天晚上，在Tiensestraat一家新开不久的披萨店，我们坐到了一起。那晚鲁汶没有在准备PPT的学生，可能都在这家披萨店里。

鲁汶虽小，见面却也需要缘份。作为不是一个系，懒得算计课时费督促自己去上课，中午也很少去吃ALMA的两个人，我和K很少见面。两个人单独活动的次数，其实也屈指可数。双方都在维持一个避免尴尬的微妙距离。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邀请别人到自己的单人Studio／apartment里作客，都会参加由四川人民搞起的各类火锅，但也都会有一些不示人的东西，装在角落那个随着他们漂洋过海的行李箱里。在鲁汶呆了三年，很多事物渐渐地丧失了新鲜感，就连圈子里的八卦，来来回回也总是那些。不再计算欧元的汇率，也不再为法语键盘诡谲的键位苦恼，只有周围的这些人，总能让你感到新的发现。我想，很少和另外一个人联系，也许只是因为并不想在对方身上发现这种“新意”——如果镜子某天被发现了一个裂璺，难免令人恐慌。

披萨店开在Tiense街，是一个很明智的决断。Tiense街并不是鲁汶的主街，但作为我们到这里之后第一条踏足的街道，它成了我们一切路径规划的起点。这一条街两边的店面，几乎可以满足一个学生的所有需求。沿着这条街，大大小小的街道像血管般交汇铺陈。在这些血管里游走，就像沉入到鲁汶的血液里，被心脏的节律送去每一个总要到达的地方。有些时候是迫不得已地找寻某处地址，有些时候只是自己或他人的兴之所至。哪里是超市，哪里是教堂，哪里新开了一家冰激凌店，就这样不自觉地摸清了每一根血管的秘密。也正是在去哪都轻车熟路之后，才清楚地明白了自己外乡人的身份。却又一边保持着外乡人的执拗，一边从Tiensestraat 154开始，把自己紧紧地编织进一张杂乱又熟稔的网里。

我跟K说，今天街上的人真少，披萨也很一般。K说，何不去喝杯酒。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提议。就像很难拒绝在去鲁汶的火车上看到车站旁百威英博的巨大厂房。那上面的Stella Logo初起时引人注目，后来反而会视而不见。毕竟，谁也不会为花萼上开出了一朵花而感到惊奇。比利时数百种啤酒，我只尝过一些最常见的种类。Stella算不上最好喝的，更算不上名气最大的，但在鲁汶，这却是最自然的选项。毕竟两个男人去分吃冰淇淋和华夫饼，还是太需要勇气了。

天早就黑了，中心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只有那只甲虫反射着孙燕姿的绿光。鲁汶的纬度据说超过哈尔滨，冬天昼短夜长得像是一杯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KASTEEL，蕾丝般单薄的泡沫随时会被黑色的酒浆吞没。但这里并不像哈尔滨那般寒冷，北大西洋的暖流从不远的地方流过，海洋和陆地两种不同比热容的东西造就了这里特别的风，像刚刚把开水与冰水混合在一起，在没有达到相互妥协的温度之前，纠结得泾渭分明。

这种纠结，快要毕业的人感受得最深。那个时候，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了，至少每个人都是这样以为。献身学术的要继续读博，爱动手解决问题的对工业界早已跃跃欲试，挂科太多的也决心在明年毕业。是走是留，可能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了许久。 我那个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打算，除了不想继续读博之外，觉得去哪里都好，或者说是，也不清楚要去哪里。如果工作的话 ，希望能找到一个设计嵌入式系统的公司，搞一搞R&D。站在此时此刻的时间纵深上，那个时候的打算都如一场喃喃的梦呓。至少对我来说，现在的生活几乎和那时设想的没有一点关系，但也许现在才是一杯混合好的凉白开的样子。

但是当我们坐在著名的Professor酒吧里时，自然是不会点一杯凉白开的。以Stella开场，以明早的答辩下酒，两个人似乎都有今晚要发生些什么的预感。桌子上的圆烛越燃越亮，在酒吧街卖花的阿裔大叔凑上来问我们要不要买一支玫瑰，我们三个都笑了。话说得越来越多，酒也喝得越来越快。奇怪的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时说过些什么，只记得啤酒没有了味道，鸡尾酒像一杯果汁，而伏特加因为酒精浓度太高，喝到嘴里不会有任何被水份湿润的感觉。酒精像是一整团粘连的黏液，到达喉咙之后，在胸腔里炸开。

我和K曾经在同一家中餐馆打工，那还是我们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不过我们并不是同时在那里，而是一先一后。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富豪大酒楼的夫妻店，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浮夸的含义。老板和老板娘都是浙江青田人，只是老板是二代移民。我去的时候，老板娘已经生了三个儿子，K去了之后，又有了第四个。那个大酒楼是一个纯正的多语言环境，无论是谁的儿子，和老板要说荷兰语，老板和老板娘说青田方言，老板和我说英语，老板娘和我说普通话。传说上帝破坏巴别塔的方法，就是让人说不同的语言。但我想，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无法靠语言交流，而是往昔的环境被打破之后，在新的环境里找不到可以锚定的礁石。个人无法定位，集体也就无法协作。过往经验的全然失效，会生出一种存在与否的焦虑。在这座六个人的巴别塔里，我突然有了这种焦虑。以前并不明白，以为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要细加推敲，从长计议，但有些时候，只有迷失时的横冲直撞，才能找到可以靠岸的水港。就像这次在Professor酒吧中所发生的一样。我不记得我们谈话的内容，我甚至怀疑我们有没有说话，我们肯定也不懂古奥的阿拉伯语，但我分明知道我们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交流，也都读懂了那支玫瑰的含义。一杯接一杯，酒保已经放弃投递提醒的眼色，自然也不会有人再考虑明早的答辩，甚至不会去考虑明天。也许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那么Stella就是鲁汶的方言。

直到现在，关于鲁汶的记忆已经被严重压缩，甚至在反复加工的过程中失真走样。许多当初习以为常的细节已经如Tiensestraat 154般烟消云散，但我依然记得我们如何在Professor酒吧门口告别——虽然还没有毕业，却像是明天就要各奔东西——揽了揽对方的肩头，并镇定地说着要回去再看一下明天答辩的内容。由此可知，语言的作用并不在交流，而是撒谎。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跑回了Campus Irena，但还是没来得及在进宿舍之前保持直立行走。手脚并用的从0层爬到了2层，艰难地够到钥匙孔，推开门的瞬间，就给地毯附丽了一幅写意画作。数年以后的同学会，我看到喝多了的J在杭州街头呕吐，泼洒的秽物溅到了我的双脚，竟然有一种熟悉的温热。

在鲁汶最后的那段时间里，一度很喜欢Campus Irena的楼顶。夜晚无聊的时候，就会从顶楼的梯子上爬上来，随身带一个高脚杯，和一盒全脂牛奶。周围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可以看到整块没有分割的天空”。在这之前，当国内已经是入眠的午夜，我会选择出去闲逛，那些傍晚时的漫步，很多时候都以不知所云，迷途知返收场。楼顶的平台很大，可作闲庭信步，但每当抬起头面对扑面而来的夜空时，就再也不敢迈动一步，失足青年，在那时已逐渐有了暧昧的含义。鲁汶很小，但有些时候却空旷得不知身在何处。只有在离开许久之后，才能在一万两千公里之外看清自己曾经的身影。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也无法总结这段时光给我留下了什么，直到2014年的6月，在北京三里屯，我见到了酒吧屋檐下挂出的Stella的酒招。断裂的时光和距离，才在那时重合。

第二天，我准时出现在论文答辩的门前，淡定的就像早已胜券在握。我看到K穿着正装，打着领带，从旋转楼梯那边缓缓走来，甚至还丧心病狂地戴着一顶一丝不苟的礼帽。擦肩而过的时候，他问我，昨晚回去吐了吗？

没有，你吐了？

没有。

我们点头致意，心里都默默给对方打了一个8分。下次我们再见，似乎就到了那一年的十月。我虽然没想清楚毕业之后要去哪，但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不可免俗的，还是会让一份工作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那个时候我们将不能只凭脑力就记住手机通讯录里每一个人的面孔，我们会交换很多名片，会发很多邮件，会参加很多次团建或者林林总总的商务宴请，但却很少再有新的朋友。这很好，可以让我们将感情投入到真正值得的人身上。2012年的1月似乎是我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可惜的是，我那时无知无觉。

2012年1月1日的早上，鲁汶oude market广场上满是昨夜跨年时人群遗落的疯狂痕迹。被风推着滚动的杂物以极度亢奋之后的萎靡姿态占领了广场。彼时天空下着小雨，一次性塑料杯中没喝完的啤酒渗透了石头广场的每一个罅隙，整个小城似乎还在宿醉中没有醒来。广场周围的酒吧里还有人停留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随着音乐扭动小脑失效的身体。只是激荡肾上腺的嘈杂音乐一出酒吧的门口就成了强弩之末，唤不醒广场上任何一块酣饮了啤酒的石子。我穿过空气里幽浮起的酒精的气息，想要在如此举世皆醉的清晨看一看2012年第一天的鲁汶，不成想一个醉依在酒吧门口的年轻学生朝我走过来，用无法捋直的舌头对我说，如果你到鲁汶来，一定要喝Stella。

2015.11.7 张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