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美德的概念和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生活中抽离人生的统一叙事和具有内在善的实践等背景概念,使得到17世纪末,人们已经不能对诸多美德提供任何类似于传统的解释或合理性证明。但是对诸多美德的称颂和实践还在进行。现代把诸多美德理解为性情:诸多美德或者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然情感的表达;或者被理解为约束和限制这些自然情感的某些破坏性后果所必要的性情。
在现代之前,利己和利他是统一的,因此不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因为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紧密相连。然而,现代社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善当做一种幻想,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不断满足自己的私欲。道德或者美德被理解为约束这种私欲或限制这种私欲的破坏性后果的一些规范。这样,利己和利他就开始存在矛盾。
休谟区分了自然美德和人为美德。自然美德是对于情感和欲望合理构成的人来说有用或/和适宜的品质。人为美德是为了防止私利产生破坏性后果而建立起来的美德。但是休谟基于人的本性是满足私欲的前提,很难回答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他人的某些对我们毫无用处的品质是适宜的;而那些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的规则为什么我还要遵循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休谟引入了交感的同情的概念。
休谟对哪些品质算作美德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种标准。他列出的德目表本质上只不过与休谟有着相同态度和世界观的人持有的道德。休谟美德理论具有三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后来的美德理论中经常出现:第一,涉及对个别美德的特征的界定,诸多美德不再有共同的善作为目的,由此摆脱了原本意义得以成立的语境。为了使某些美德可以理解,需要重新寻找理由。例如休谟将贞洁奠定在保证财富的合法继承的基础上。第二,赋予美德和规则一种新的关系,美德变成对道德规则保持敬意的一种性情。第三,复数的诸美德变成了单数的美德,当美德的目的论(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圣经意义上的)丧失之后,在美德实践中,美德成为自身的目的。这样就和斯多葛主义混合起来。因为斯多葛主义的核心倾向就是认为只有一种单一的美德标准。
在斯密那里,美德已经变为遵循几条道德规则:绝对审慎、严格正义和适度仁慈,以及为了实现这三条规则所需要的斯多葛主义上的自制(self-command)。亚里士多德或基督教的目的论已经被一种基于情感的美德定义所取代。到了康德那里,对道德哲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已经变成“我们如何知道应该服从哪些规则”。
美德的边缘化还有一个来源是政治性的。社会成为个人在其中攫取对其有用或适宜的东西的竞技场。共和主义试图恢复美德共同体。共和主义基于一种平等的激情。但是共和主义试图恢复的德目表其实是受到民主思想激发的手工艺人和小商人团体对古典理想的改造,最后并不成功。
威廉·科贝特描述了受到个人主义的经济和市场制度及维系这种制度的贪欲的冲击下,美德传统瓦解。而奥斯汀描绘了在一个特定的非常有限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中,美德传统的保存。其中主要是追求人格同一性的坚贞美德。奥斯汀的叙述表明,任何美德理论都预设了一种同样特殊的有关叙事结构和人格同一性的理论。一旦这种关于人生意义的叙事性理解和人格同一性的理解丧失了,对美德的合理理解也就不复存在。
参考书目:麦金泰尔,2011:《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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