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与利益之辨

——简单“二分法”应用

当初，孟轲是孔伋的学生，曾经提出问题说：教育民众，第一件要先做的事是什么？孔伋说：“先训练民众追求利益。”孟轲说：“高贵人士教育民众，应教育民众仁义，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张？”孔伋说：“仁义是最高最大的利益。官员没有爱心，人民便无法过平安日子，人民没有道义，则大家崇尚诈骗，就成了最大的‘不利’。《易经》说：‘利益，是仁义的最后目标。’（利者，义之和也。）又说：‘追求利益，才可以使生活安定，培养更高的品德。’（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正是最大的利益。”

关于这段话，司马光和柏杨先生有不同的观点。司马光认为，孟轲与孔伋两人的观点是一样的，自私不同人对此了解不同；柏杨先生比较欣赏孔伋认为的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的仁义，反对孟轲的利益与仁义对立，并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简单的对立。

关于这段话，他们二人的讨论，很有代表性。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权所有制的萌芽。

即，训练民众追求利益，首先要明确自己追求到的利益属于自己，这就要求确权；其次训练民众，就是一种引导机制，至少代表上层阶级尊重个人利益；最后，加上一个先，就说明要将此作为一项基础工作。

照此发展下去，必将会发展出跨越时代的经济体制。

然而呢，孟轲的仁义、利益二分观点更容易被当权阶级认可，以许重义便可实现统治，更符合当时并不充裕的物质生活基础。

这也间接导致了古代文人不敢大声争取权利，却又要学成本事货与帝王家。

文化的浸润是深厚悠长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很少人理直气壮的谈论报酬，并一边说的精神奖励很重要，一边暗地里追求实惠，简单的二分论影响至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