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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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残月
沉入深潭中
重如那些石头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让河道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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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几度
催动朝代盛衰
乌鸦即鼓声
帝王们如蚕吐丝
为你织成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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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如云
护送内心航程
青灯掀开梦的一角
你顺手挽住火焰
化作漫天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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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长廊贯穿春秋
大门口的陌生人
正砸响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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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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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很多年来AD都不肯原谅我，因为白洋淀那番谈话。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要说当年一个中国勾船的女人，怎么就配不上一个日本农民、店员和穷学生呢?即使不提门当户对，那也是两情相悦。
二零零一年冬天，我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北京，见到AD和他家人。我们在一间川菜馆共进晚餐后，到他家小坐。要说他倒不怎么显老，只有鬓角花白。那天晚上他话很少，显得矜持。我两杯白酒下肚，晕乎乎，有点儿动情。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去北海道，看看他生长的地方，追溯他的童年；忽然想穿过二十年岁月的重重迷雾，回到那个白洋淀的早晨。在芦苇随风起伏的岸边，也许我该说点儿别的，比如，“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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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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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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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楚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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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一九八九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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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头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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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中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响听风楼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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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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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
穿过昏热的午睡
来到海滩，潜入水底。”
他突然背起我的诗，叹了口气，说，“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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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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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春他到美国来玩住我家。他一到就开箱取礼物，七八本俗艳的《花花公子》杂志滑出来，他连忙收好，说是在机场捡的。我不知道《花花公子》的读者对象，但对一个东欧的中国移民来说多少有点儿残酷意味——浮华世界的镜像永远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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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刊时，刘羽和《今天》的关系若即若离。他常来参加编辑会议，但似乎只是个旁听者。在《今天》第一期后出现分裂的会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深夜。何去何从，既涉及到《今天》的生死存亡，也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就在这关口，一直默默坐在角落的刘羽起身说：“我明天还得上班，先走一步了。”这一步，使他从《今天》永远跨了出去。我后来愤然指责他，指责他软弱。其实我有什么权利这样说呢?我从未坐过牢，没有经历过他在铁窗后险些病死的体验。在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有道德优势。可话又说回来了，在生死之间，爱恨之间，成败之间，荣辱毁誉之间，差的往往就是这一步。人生如此，命运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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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我与他对饮。死亡并不可怕，我只是打心眼里为他含冤叫屈：该挥霍青春年华时，他进了大狱；该用写作抵抗黑暗时，他闲荡过去；该与朋友干番事业时，他先撒了；该为时代推波助澜时，他忙着挣小钱；该安家过小日子时，他去国外打工；该退休享清福时，他把命都搭进去了。好像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证明这世道的荒谬。这是个人与历史的误会，还是性格与命运的博弈?我不知道。死去方知万事休，刘羽，先干了这一杯。
我想起一九七五年我们同游五台山那一幕。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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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基在柏罗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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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他们匆匆赶到美国，就是为了医治怀乡病。看来这个世界上显然是差异先于认同，而认同往往是对差异的矫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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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记得那天我们在柏罗依特，在回市中心的路上，艾基让车停下，走进一片玉米地。我忘不了他张望田野的样子。我们当时都坐在车里。他微笑着回来，手里握着几片玉米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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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献给蔡其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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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我们都走在这路上，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也许重要的是，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包括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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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回家的路上，街有异动——中国人的嗅觉比狗还灵。拐进某大院(据他回忆是海军大院)，得到的消息难以置信。我们张着大嘴在夜色中前进，经王府井，终于得到证实。街上有人在吆喝：“卖螃蟹喽，三公一母!”他甩出一张"大团结。”不等找钱，拎起螃蟹飞身上车说：“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
那夜，我们喝黄酒吃螃蟹论天下事。我只记得他满脸通红，眼神有点儿疯狂，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疯狂。对，我们就是荒原狼，在长夜将尽时朝天嗥叫。
我自选了二十多首诗，抄在十六开蓝色笔记本上，赠给蔡其矫。在扉页我写下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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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
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
白色的道路上，
只有翅膀和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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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在琢磨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木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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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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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一九八六年五月在福州召开的"蔡其矫作品讨论会"上，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并不重要，我自认为是一块跳板，一层台阶，踏着它是为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所有的诗人艺术家，无不历尽坎坷，屡经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生命即使是伟大而勇敢，也难以达到成功!没有谁保护我们，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
自一九八一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问：“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正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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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窗外风雪肆虐。我极力回想我们间的最后一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沉入我关于故乡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而早年交往的细节，像雨后蟾蜍一个个蹦出来，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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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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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影子对人的跟踪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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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所谓"分裂的天空”，绝不仅限于政治含义，深究起来其实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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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溜达。如果说巴黎是阴性的话，那么柏林就是阳性的，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迷恋空间和秩序——街道宽，屋顶高，公园大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绿地的城市。如果说一个城市是放大镜，那么一个人则是尘封的书中的某个字，两者本来毫无关系，除非上帝或历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寻找那个字，并锁定其含义。一个漂泊者甚至连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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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和我消失在这本泥迷宫中。越往深处走就越让人恐慌，好像被某种东西所控制而不能自拔。我们像孤魂野兔出没，寻寻觅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德国的理性主义一种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陷入战争的疯狂。伟大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有两种认识的方法，一种是外在的，即经验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现象的世界，获得是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它面向的是绝对的存在，与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相联系。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理性主义最终把存在等同于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实在，即绝对的存在。按这一批判精神，即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这恐怕也是我们深陷在现代化陷阱中的缘由之一。
一个穿绿衣服的残疾人突然出现，他少了条腿，架着双拐走在我前面。苍天在上，其实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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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幅画的留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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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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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黄永玉最近捐给《今天》的画上的题款：“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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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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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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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成了我生活的某种象征，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告别与重逢之间；在虚与实之间，生与死之间。航空港宽敞明亮，四季如春，有如未来世界。我在其中闲逛、读书、写作、瞌睡，用手机打电话，毫无顾忌地打量行人。而我，跟所有乘客一样，未曾相识也永远不会再相见。我们被虹吸进巨大的金属容器，射向空中，体验超重或失重的瞬间。
从长安街那边出发的男孩到此刻的我之间，到底有多远?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代人违背了古训，云游四方，成为时代的孤儿。有时深夜难眠，兀自茫然：父母风烛残年，儿女随我漂泊，社稷变迁，美人色衰，而我却一意孤行。这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这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在行走中我们失去了很多，失去的往往又成了财富。
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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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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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沙漠，我对时间获得了新的意识：时间长度似乎只有在广阔天地间才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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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孤单的声音，”他喃喃说：“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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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一列货车与我们平行前进。邹迪叫醒怀亚特，指着车窗外：“看，火车。”我想起艾德，想起他在那静夜中的话：“哦，孤单的声音，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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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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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山脉在脚下越变越小，像孩子在海滩堆成的沙丘。拉丁美洲大陆伸向我的童年——是啊，我曾为地球另一角想入非非。其实说来他乡和故土并不远，只不过我当时年纪尚小，对人类的苦难与欢乐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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