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回答，华夏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象到底意味了什么？
华夏历史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象，就是华夏自强向善文明形成的大一统历史时期，在私有制历史阶段中的人身依附历史阶段。人身依附现象随着社会体制不断适应性变革（见上），贵族体系结构、利益结构、以及组织效能不断下沉（下降），最终（人身依附现象）彻底瓦解，跃升（见上）到新阶段（对资本的依附）的整个过程。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总体呈现出分裂期越来越短的历史状态，正是体现了由于贵族体系结构、利益结构、以及组织效能不断下沉（下降），而导致对旧体制破坏难度的不断下降的过程（因为组织体制在没有发生跃升前，其组织效能是随着不断变革而不断下降的，这导致了效能不断下降前提下，对其破坏难度的下降，而使得分裂期总体呈现出缩短的状态）。
华夏文明是资本最早诞生的地区，但是因为诸多内外因素，导致资本主义没有率先在华夏大地上完成体制“跃升”，相反资本的负面作用失控，导致华夏最终不仅错失体制率先“跃升”的质变（人身依附向资本依附的跃升），还最终在西方殖民者竞争中失利导致中国在近现代出现华夏历史上少有的大幅落后时期。
但是这个对资本依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历史阶段的错失，却给华夏直接越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跃升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契机。当然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另外的故事里，我们或许可以用列宁“链条最薄弱理论”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观点来解释。
华夏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每一次分裂期战乱，本质就是对“依附性”的破坏。分裂期的长短基本对应其所在历史阶段的人的依附状态的顽固程度。（体制结构所显示人的依附现象越顽固，需要破坏的难度和耗费的资源、成本越大。分裂期长度基本等于破坏既有依附性所支出的时间成本）
而当下，走进彻底消除“人的依附现象”的社会主义，只要不要纵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领域形成，某些“私有”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导致的劳动者大规模的对资本家（贵族）阶层的顽固（间接）依附，那么在历史必然的“去依附”大势中，就不太可能再以发生大规模的分裂动乱来破坏这种顽固（间接）依附状态来实现历史大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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