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起初赞同君主宪政改良,后来又觉得总统宪政改良也不错,觉得“改良”是善之花,方能结出善之果,“革命”是恶之花,只能结出恶之果,这是从佛教的因果循环给自己做论证。
这种观点其实和李鸿章很相似,在他做了汉臣的最高位李中堂兼北洋大臣后,他觉得只能效法先师曾国藩,以私德来约束自己,才能避免自己做出逾规的事情。
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则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观点,只有公德才能制衡私德。
李鸿章之辈不是不知制度之短板,只是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知行合一者,知易行难啊。
梁启超起初赞同君主宪政改良,后来又觉得总统宪政改良也不错,觉得“改良”是善之花,方能结出善之果,“革命”是恶之花,只能结出恶之果,这是从佛教的因果循环给自己做论证。
这种观点其实和李鸿章很相似,在他做了汉臣的最高位李中堂兼北洋大臣后,他觉得只能效法先师曾国藩,以私德来约束自己,才能避免自己做出逾规的事情。
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则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观点,只有公德才能制衡私德。
李鸿章之辈不是不知制度之短板,只是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知行合一者,知易行难啊。
本文标题: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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