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聊点比较远的。
“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私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
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论二》中如是说，提出到当人在有群体意识之后，忧患意识也随之而生。从现在能看到比较远古一些的历史资料里，以往人们在神话或史诗中所塑造的正面首领，通常都是以宵旰忧勤的形象示人。在严酷自然环境中，忧患这个概念还比较基础，也不算普及到大众意识里去。
直到西周春秋，《诗经》从文学层面将忧患溢于言表。从中能体现出，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忧患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意识构成的一部分。据统计，《诗经》中出现含有忧患惊惧哀怨等单字的诗篇，有140多篇，占了《诗经》305篇的46%。而“忧患”这个词，根据在现存文献考察中的发现，大约最早出现和应用在战国时期，侧面说明忧患意识是在中华文化中不断扎根且拓展的。
回到近年来，国内发生过不少大型灾难事件，无法预料也无法回避。就拿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例，其中有统计数据显示，遇难人数为69227人。其中约有12900人购买过保险，覆盖率将近有20%，合计理赔数额约为15亿。乍看保险普及率好像还可以，不过认真算算，身故保额平均落到每人身上，仅有10万多一些。
对比一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保单持有量，据媒体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人均投保率为500%，即每人平均拥有5份保单；
日本人均投保率为650%，即每人平均拥有6.5份保单；
个别发达国家人均投保率甚至超过了1000%，
也就是每人手里捏着的保单可能超过10张；
而我国人均保单持有量不足一张。
再拿一个例子作对比，日本3·11地震。这次灾难中，他们人均获得的理赔款达到49万美元，折算一下，就是300万人民币；而我们5·12汶川地震，人均获得理赔仅有1.9万人民币。灾后握着300万，和握着2万，能给到的保障是截然不同的。
可见目前国内除了保单重视程度不高，保额投入上的观念也有巨大差异。
蒋寅教授提出“忧患意识”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忧患可以拆分为忧和患两个情态组成，前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愁怨的感情，后者更多表达出对未成事实的焦虑。他列举《诗经》里《邶风·柏舟》和《小雅·小旻》中的句子，“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患。认为前者比较感性和消极，后者则比较理性和积极。
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样区分比较生硬，不过可以充分解释到，为何先有忧后有患。经历无数次忧的体验，使人们衍生出患的意识，也就是人们寻求解决方法，把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实践的精神意向。
在忧患“非常火”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七患》提出“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谓之国备。”
在那些年，国家完善了周朝开始，以粮食为主要物资建立的国有后备仓储，发展出了委积制度。而后，汉朝的常平仓、隋唐的义仓等都是以囤积刚需物品建立的救济制度， 宋朝明朝甚至出现了由民间建立的社仓等。
古人发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导致举国上下集体断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囤积一下食物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就开始屯嘛；后来发现，那既然都屯了，其他刚需品也一起来吧，于是发展出国库这样当时的稀罕物。
其实忧患意识从忧患这个概念，发展到形成一种意识，它的核心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发现了风险之后，未雨绸缪地实行风险保障措施。
在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里，没有战乱一片祥和，吃饱穿暖也没有什么问题。对于风险保障，“没问题，我有社保嘛”的想法，可能已经成为“忧患意识”略微萌芽的人群的定心丸。
但是我们要明白忧患意识是人类对生存困境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不合时宜因素的批判。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忧患意识，才客观，且有预见性。
回溯刚才所讲的灾后手握300万和2万这个差距一百五十倍的问题，假设我一个家庭年收入15万吧，2万就是补偿你一个半月工资；而300万，是20年。后者可以继续生活，前者应该还要解决一下生存的问题。
怎样才算是对风险估计有正确预见的观念一目了然。
风险保障就是给你设一条“你多惨都不会比这惨”的线，如果错误预计风险大小，那么“可能还是会很惨”。
就好比，某个平行时空战国时期的某国家宣布：“由于往年风不调雨不顺，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今年收成期作物全线失收；另外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后备粮仓，大家不用担心，经过我们精确预算，足够我们全国上下今年吃饱三天的！”
至于连粮仓都没修的隔壁某国家，颁布了“限量吃土令”，以免发生严重水土流失。
所以我们不能就真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风险保障规划需要认真考量，除了要知道如何配置，配置到不到位也是一个需要着重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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