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技术创新的爆发绝非偶然。自20世纪70~80年代起，一连串的关键事件共同促成了今天的局面。作者着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它是促成美国近35年来汹涌澎湃的创新活动的一台最重要的发动机。
拜杜法案
这个法案是由当时两位参议院的议员提出来的，一个叫拜（Birch Bayh），一个叫杜（Robert Dole ）这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就叫做《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法案的意思是说，政府过去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其知识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但是商业开发权归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所有，开发所得的收益归这些科学家或者机构。
这个法案带来了今天美国科技的蓬勃发展。法案还没出来以前，许多科学家的研究都是有政府拨款资助的，科学家拿到经费之后就开始了他们的发明创造，怎样才算完成了一项发明项目呢？申请了专利就算完成了这个项目。这时候他们又申请下一个项目的资助，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搞发明创造而已。
政府出了钱，取得了发明创造的专利以后，负责科技项目拨款官员的任务也算完成了，结果就是大量的专利别束之高阁，没有转化为民用、没有转化为商用、没有转化为产品。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界定了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中国30多年前的土地改革，我们最熟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说，你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归你。一旦剩下的都归农民，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就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所以过去同样一块土地，甚至不能把人养活，更不能把人养好，但今天，咱们的粮食太多了，不仅能把人养好，而且养得太好了，还能腾出一大片的土地，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这是一个有形的土地的例子，就是关于土地，你怎么分饼会决定这个土地能长出多少粮食来。
拜杜法案就是一个新的分饼游戏，这样一来，科学家搞科研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科学家搞科研的方向也不一样了。因为科学研究和商业利益之间的隔阂被打通了。这时候，很多科学家被聘请到公司去当顾问，帮助解决产业里遇到的问题。同时，科学家也由于在产业里接触到许多真实的问题，而能够把市场的需求带回到实验室里面。科研和资本的结合不是单纯的兴趣了，科研和资本的结合，导致创新创业的热潮。
创新的发动机
法案的核心是产权的确立。“权利得不到保护，知识就得不到善用，所以确权才是核心。”
任何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专利，都不会自动的投入到商业应用。动力！动力！动力！我们需要的是动力！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知识的确权，即把专利的使用权免费转交给大学，科研机构或者科学家持有，鼓励他们将发明创造运用到现实中去，从而实现这些发明创造的的市场价值。
这里应用书中提到的一些数据：
1980年，美国大学能够被授予的专利数不到250件，这些专利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成功转化。在1991——2002年，专利从1584件增长到7921件，从1991年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开始调查至2002年，专利总数达到了1.328万件；从1991年——2003年，每年新的许可量从1229件上升到了4516件。总量达到了2.5979万件。根据2003年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的报告显示，有412项的新产品成功转化到市场。1980年——1993年，美国高校自己创立的公司达1013家，到2003年共4081家。
从上面的这些数据可以很明显的得出，这条路一旦走通，不仅仅是大量沉睡的专利被唤醒，而且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也会产生很大的积极性，主动的将科研活动和应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市场驱动资本，资本驱动科研”的良性循环。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不折不挠的精神，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在人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满怀希望向前冲的精神。
我们经常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当记者采访那些在某项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们的时候，最喜欢问的就是问题就是当初为什么坚持去研究某个难题？而他们往往会回答是出于他们的兴趣，于是我们总以为，科学家之所以做研究真的就是因为兴趣。但是，书中的很多案例告诉我们，哪有科学研究是单凭兴趣就可以完成的。任何的发明创造，背后都要有大量的投入才能够完成。
作者认为，《拜杜法案》不仅降低了创新的门槛，更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它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把创新主导者从原来的科学家——先有科技才有办法创新，变成了企业家。所以说真正要改变世界，仅仅有科技是不够的，真正改变世界的，是懂得利用武器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才是世界的第一推动力。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怀念乔布斯。首先乔布斯不是科学家，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发明的，他的计算机水平也比他的合伙人史蒂夫·沃兹差了很多，但是他懂产业，懂用户需求，懂得如何将最先进的科技应用到市场上去。
有了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和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有了《拜杜法案》，再加上美国这么多年的科研基础，在过去的30年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高科技产业机制，这就是今天美国科技驱动创新的原动力。
中国过去30年代额繁荣是与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未来30年仍需贯彻这个思路。我们今天看美国形成的这样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高科技产业机制，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模仿”，但作者认为，“配合”可能比“模仿”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
“全球风口”下的中国式机会
在资本驱动创新、创新刺激制造、制造孕育市场的链条中，我们只有认清中国应该选择的位置和策略，将国家发展的重点从投资自主研发以及技术门槛较低的全民互联网创业，转向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创新与投资对接、以全产业制造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才能在积木式全球创新潮流中把握自身优势和机会，找到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国内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鼓励更多人搞基层创新，而是降低科研的门槛，以及如何让大众参与，“没有科研的创新根本不值一提”。“有人说，台风来了猪也会飞，其实台风再怎么来猪也没有机会，因为你得有资格站到台风口去。”所谓“全球风口”，指的是当今掌握最前沿技术的小企业依靠新技术，在5年~10年内将发展成为行业领头羊。王煜全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制造业，拥有全球惟一、开放的大规模制造业，这将是中国在这一轮“全球风口”中的机遇所在。
作者一直倡导：未来积木式创新的基本格局将会是“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你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擅长哪些方面的创新？美国人又擅长哪些方面的创新？各自的专长不一样，主要是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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