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和战争对经济的影响都是深远的。《遥远的镜子》（历史学家芭芭拉·图赫曼，Barbara Tuchman），这是14世纪欧洲苦难的杰作。该书于1978年出版，帮助我们了解大流行病的历史以揣测我们的冠状病毒的未来。
之一，都将带来劳资关系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流行病和战争后工人工资大都大幅度提高。
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人口的减少，黑死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欧洲人口减少了约40％，自然，这增强了幸存工人的谈判能力。但哪怕是破坏性较小的流行病具有类似的影响。2009年的H1N1流感等十几种流行病，夺走数10万人的生命，在大流行之后的几十年里，欧洲的实际工资总是上升。
可能的原因包括1）在大流行之后，谷物价格飙升，因此较高的工资才能跟上通货膨胀。2）在紧急情况下，即使在隔离期间，仍然需要同时工作的工人，且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各国政府都在补贴工资并支付工人不上班的工资。即使疫情结束，一般劳动力也将延续更高的劳动价格。
之二，流行病不同于战争，还会带来需求的萎缩。
美国在二战后支持西欧重建的庞大投资计划，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劫后重生的报复性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幅增长。
大流行不像战争。基础设施、生产资料没有被破坏，因此没有什么可重建的。以投资为刺激的经济复苏会遇到困难。
甚至，当经济遭受重创时，许多人会感到需要储蓄更多，因此需要减少消费，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会放缓。
之三，流行病造成对经济前景和政治稳定的担忧，带来投资的减少。
混乱和动荡是资本最大的担忧。
流行病形成社会割裂，普遍的甩锅，将责任归因外人和外国人。黑死病期间犹太人的大屠杀迫使他们在东欧重新定居。
一些低收入国家由于疫情带来的，农民和工人的反抗总是以残酷镇压来结束。
而且，大流行和战争都带来对政府的更高要求。危机的处理显示了高度统一权利的早期效率，以及民主政治因步调不一的贻误战机。左翼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吸引力也在增加。 资金的避险诉求增加，自然带来资本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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