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

2019年5月27日12：02分。她终于走了。

这之前的几天，她备受煎熬，身边的亲人，同样备受煎熬。

她在5月12日出院，然后5月13日夜里十一点多呈现昏迷状态，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叫了120，送她重新回到刚刚离开的医院。

随120一起来的年轻医生在两分钟之内就判断出来她是肝昏迷。然后到了医院，接诊的夜班医生给出诊断——肝性脑炎。

浑浑噩噩的她，不认识我了，自己不会喝水了。喊她三次，能回答一次。午夜的医院安静的让人害怕，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安静的等待她的检查结果。

说不清什么感觉，迷茫，混乱，失措。先生12号将她接出院了才回京，14号又被我叫回来。我很怕她等不到先生见最后一面。医生说以她目前的状况，很可能就会一直昏迷状态，直到生命的终结。

可是她又一次清醒了，而且坚持了十几天才最终离去。离去之前的夜，她每十分钟要躺下或者要坐起，请的护工阿姨，每天都有黑眼圈。

她很疼，混沌中只呼唤着自己最信任的人，她的二姐。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将她从小惯到大，几近千依百顺，即便她恶语相向，尖酸刻薄，“二姐”却仿佛宠着一个任性的孩子，从来都是无底线惯着。

最后的几天，大夫让我签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先生日夜陪护，连护工阿姨的工作都做了。我却连在病房待一整夜都做不到。她的间歇喊叫，她每十分钟换一个姿势，以及先生通红着双眼嘴上不耐烦却按照她的要求陪她折腾，这些都不是我能忍受的。

于是，先生和她在病房里的一夜，我独自蜷缩在车后座上，半梦半醒的直到天明。雨落在车顶，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好听。我安静的听着，不想去病房里看她被疼痛折磨，然后对着儿子喊“二姐”。

然后被先生赶回出租屋，好好洗漱休息。这一夜，我忐忑不安，连上厕所都握着手机，因为我和先生交代：她如果不好了，先给我打电话，然后再哭。

我心疼先生，从小到大没得到过像样的母爱，即便婚后我的母亲对他好过我，他依然有些拘谨，第一次面对至亲的离去，我只想陪着他，不让他一个人面对。

然后便是27号的早上，他让我去咨询殡葬相关事宜，我便知道，她不太好了。去了火葬场咨询之后，想马上去医院，但是哈尔滨的交通状况，比起北京的早高峰也不遑多让，心里焦急，却没有任何办法。

还好，等我赶到医院，找好停车位，去到病房的时候，她还在，只是已经濒临死亡。双目翻着白眼，嗓子因为有痰而发出了仿佛风箱的声音，而且，很明显，呼出的气息比吸进的多。

这样的她，身边只有五个人，护工阿姨占了一个名额。我，先生，她的二姐，还有那个善良的与我母亲年纪相仿却被我和先生称呼大姐的人。

医生护士都关切的问我有没有准备好衣服，并且值班的护士每隔几分钟就过来检查，只为了确定她的死亡时间。

中午12：02分，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与殡仪馆的灵车一起去安置她的遗体的时候，我在医院里办理各种手续，开具死亡证明，拿着出院证去排队等盖章，办理出院手续，等都办完了，我身心俱疲，步履蹒跚的走向车子，累到在车子里不想动。

一直到深夜，都感觉不真实。她仿佛一个噩梦一般，束缚了我半年的时间，与先生两地分居，自己一个人待在逼仄的小房间里，就连吃饭都是在床上放一个小桌子。

最近一个月左右，她都是医院，她的房间就在洗手间旁边，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而她住过的房间，用过的东西，我从来碰都不碰。那个房间，我也从不进去，除非她要我带给她东西，我也会马上拿了就赶紧出去。

如今，我还是不喜欢那个房间。好在，月底租约到期，我便能永远摆脱这个地方，摆脱噩梦一般孤独煎熬的生活。

她被放在殡仪馆的小房间里，殡仪馆的司仪让出殡前去给她烧纸，当司仪看到只有我和先生两个人的时候，应该有些诧异，只是他掩饰的很好。

其实即便现在我也不知道出殡那天会有多少人参加，只是觉得那么自我的一个人，一辈子只活自己的一个人，身边这么少的人，真的有些凄冷。

她安静的躺在棺木里，脸色发黑，被病痛折磨瘦到没有一点肉的脸显得很小。看上去有些可怜。我抚着棺木，轻声说“妈，我来看你了。”然后安静的看着她，终于不再皱眉了，终于不会疼得五官扭曲了，也终于不再呼喊着“二姐”了。

这样也好吧，从最初的胃出血不能吃东西，到后来腹大如鼓，从日渐消瘦，到后来的小腿渗液，从每日唱歌，到后来连听的兴致都没，她的生活质量一路往下。如此，在另一个世界，她应该能继续她自私的生活吧。

却，还是要陪着先生去给她烧纸，走一遭流程。陪着先生流泪，只是，即便看着棺木里的她，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却越发清晰。毕竟在我的生命中存在了十个月的人，不可能马上适应。

只愿她来生能学会爱人，能学会如何做一个母亲，而我的先生，不要做她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