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6丨铜驼街

铜驼街，曾经一条街道的名字，其位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故洛阳城中，“铜驼街”以道旁曾有汉铸铜驼两枚相对而得名。

铜驼街最早的记录见《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引晋陆机《洛阳记》：“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两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能让少年聚集的地方多半繁华。可见，铜驼街曾是繁华之地。陆机在《洛阳记》中还记录了两枚铜驼的大小，“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府”。

曹魏时，故洛阳城的宫城正门阊阖门向南，直通大城宣阳门(大城南垣共置四门，从东数第三门为宣阳门)，宣阳门因此成为曹魏洛阳城的正门。二门之间的阊阖门南街成为整个都城的南北轴线。魏明帝时，曾置铜驼等诸兽于阊阖门南街，因此称铜驼街。《水经注》卷十六《谷水》记载北魏铜驼街云：“阳渠水迳阊阖门南，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洛阳伽蓝记》也有记载说北魏宫城前铜驼街两侧，西有右卫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东侧有左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照此描述，“铜驼街”除了是繁华之地外，也是功名盛地。

但《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中只说明了“铜驼街”这一沿用的地名，并未指出那两枚铜驼是否仍在原地。

“铜驼街”为后人瞩目的缘由来自西晋人索靖。西晋太康年时，关内侯索靖曾站在宫城门前，对着这两枚铜驼说了这样一番话。《晋书 索靖传》记载：“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见《706丨铜驼荆棘》）索靖后来在太安二年（303年）守卫都城洛阳时，与河间王司马颙的叛军作战时，身受重伤而死，终年65岁。这一幕不知那两枚终日伫立在宫门外的铜驼是否得见！

陆机也是太康年间从吴地来到都城洛阳，他也死于太安二年。在此之前，陆机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太安二年秋天，成都王司马颖率大军攻洛阳，晋惠帝以长沙王司马刈为大都督迎敌，“破陆机于建春门”。司马刈斩司马颖军的大将军贾祟等十六人，悬首铜驼街。陆机兵败后被司马颖处死。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起，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是围绕着洛阳城展开的。之后不久的“永嘉之乱”发生在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年--公元313年），纷乱的中心还是洛阳城。西晋第二位皇帝晋惠帝时发生的“八王之乱”、第三位皇帝晋怀帝时发生的“永嘉之乱”，给索靖的“先识远量”做了最好的注脚。

西晋覆灭后，铜驼街上的那两枚铜驼是否仍在，说法不一。不过，铜驼街这个名字，倒是沿用了下来。正如《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中提到的。到了唐宋时，洛阳城东还有铜驼坊、铜驼陌等地名。唐宋时，铜驼陌广植桃李，高堂林立，参差错落。每当阳春时节，桃花点点争艳，李花多多芬芳，柳丝袅袅风展，蝴蝶翩翩起舞，莺啼烟柳，燕剪碧波，游人结对而行，熙熙攘攘，宋代诗人司马光诗云："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无春风。但索靖及西晋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两枚铜驼在文字中再无人提及。

因索靖而起的“铜驼荆棘”一语演化成了兴亡迭代的代名词。朝代更迭，人政交替中，在短短数十年间，这两枚铜驼做了默默无闻的历史见证者，但它们的去向和大多数历史一样，常走入下落不明的境遇。在你来我往的征伐中，谁会在乎这两枚铜驼呢？

铜驼街上的这两枚铜驼原立于故洛阳宫城阊阖门前，此门向南，直通大城宣阳门，沿铜驼街向南，出洛阳城宣阳门南五里就是洛水。洛水上有浮桥。过浮桥继续向南行，正对“大谷关”，过了此关，便是南方。晋永嘉之乱时，洛阳城内外的望族世家、庶民百姓正是在一对铜驼的目送中，踏上了这条南出洛阳的重要通道。“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又云：“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

在索靖之后约有两百多年，杨衒之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甚至连钟声都罕闻。追思往昔，难免黍离麦秀之悲，故撰斯记，传诸后世。我们在《洛阳伽蓝记》中可以看到，洛阳城的一时兴一时废发生了不止一次。在后来有关洛阳城的记述中，两枚铜驼再无人提起，但铜驼街成为记忆的溯源地。

到了唐宋时，洛阳城才又再次喘上一口气来。

从铜驼联想到铜驼街这个地名，兴亡之事浓缩为典故。城池宫阙转眼间易手，金石之物也易朽，那就更不要提人了。我们大致可以猜想到的是，这两枚铜驼最终的命运，可能重回熔炉，化为铜水，再冶炼为兵器。在兵锋交错的时代里，这大概就是这两枚铜驼最有可能的去处。

在陆机眼中，铜驼是繁华的象征，但在乱兵的眼中，它是攻伐的资本。类似铜驼这样的故事，也有前例可循。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提及，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但是这十二铜人我们也只是在文字中见到，它们最终去哪里了，没有合理的解释，但依照历史的走向，这十二铜人再次铸造成兵器用做杀伐之事，并非不可能。

始皇帝收天下之兵并非他的首创。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珍异兽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九个鼎在历史中也是不知其所踪。

不论是九鼎，还是铜人和铜驼，虽说都是巨大无比之物，却一个比一个命短。它们虽经巧匠以火淬炼成形，但最终都避免不了不知所终的命运。除了留下寥寥几笔的文字记录之外，这些金石从土里来，仍将归于土。

再三思量索靖的“铜驼荆棘”之语，恐怕也并非是他的远见，而是索靖看到的历史告诉他的历史教训-------那些看似不朽的人为之物，都将朽坏于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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