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碑名
从纪念馆出来，唐诗等人在返程路边的一个饭店吃了午饭。
离开纪念馆时，佘馆长邀请他们留下来吃农家饭，他也注意到隔壁确实有家小饭店，看着清清爽爽，店里有位体面的村姑正在招呼客人，想着能在这里面坐下来，边吃饭边和佘馆长再聊聊，倒也别有雅致。但考虑到佘馆长刚刚为他们讲解了一个多小时，够累的，眼下正是午休时间，该休息休息了，便婉言谢绝。
回去的路上，大家对窗外的山区景色已没有来时那样新奇，一个个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唐诗也闭着眼，脑子却没有休息，他要把在纪念馆里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归纳整理，为来之前的那个疑问，找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结果发现，这个答案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诸多因素综合构成的。
其一，领导人党性强，有担当，思维敏锐，是四支队抢占抗日先机的先决条件。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与中央失联的情况下，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当他获知并确认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后，主动作为，成功地与当地国民政府签订合作抗日协议。如果没有这个战略主动，只是消极等待中央的指示，就不会出现这种积极进取的局面，至少在时间上要向后延缓一大截，也就谈不上抢占先机了。
其二，队伍齐整，武器精良，具有首战必胜的军事实力。论军事实力，四支队比江南的3个支队都要强，这一点，从部队的编号就能看出。四支队有七、八、九3个团，外加1 个手枪团，共4个团。一至六团分属江南的3个支队，每个支队两个团。光从兵员上看，四支队就相当于江南两个支队的实力，何况，他还有个令人羡慕的手枪团。可以说，实力雄厚，是高敬亭快速布兵的重要法码。
其三，远离军部，独处江北，指挥员拥有当机立断、便利行事的处置权。四支队成立之初，在隶属关系上，既在新四军军部的指挥之下，同时又直属设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领导。这种双重领导，实际上是两边都管都不管，管的只是“东进抗日”这个大方向，具体到作战计划、部队调动这些关键性举措，都由四支队自行决定。而在领导层面，四支队又有所不同，别的支队除司令外，还配备有副司令，唯独四支队只有司令没有副职，就像原红二十八军只有政委没有军长一样，部队指挥权都牢牢掌握在高敬亭手中，没有掣肘和扯皮，进而保证了四支队的军令畅通和战术的机动灵活。
其四，当地老百姓拥护和支持，也为首战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日军侵占巢县以后，蒋家河口一带就成了日军抢掠的重灾区，因此，当抗日的新四军队伍开过来时，饱受苦难的当地群众欢欣鼓舞，并以极大的热情，主动引领新四军侦察人员察看地形，介绍日军的活动规律，使得新四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下定在此一战的决心。
战斗打响前，当地不少年轻人尾随在我伏击部队的后面，为自己的队伍助威。甚至战斗结束后缴获的日军枪支，也都是这些年轻人跳入裕溪河中，潜水捞上来的。参战的战士大都是北方山区人，不识水性，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助战，战果就显得残缺了。
这个第四条，并不是从佘馆长的讲解中得来，而是之前唐诗在办公室的档案资料中翻看到的。现在把它和佘馆长的提供的信息放在一起综合分析，这个“第一枪”在四支队发生的必然性，就更加清晰了。
回去后唐诗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东进第一枪的那些事》，寄给《党史实录》编辑部，完成了文字宣传方面的任务。
随后的一个月，办公室陆续收到省内外老将军、老领导寄来的书画作品。这些老将军和老领导，对蒋家河口战斗六十周年的纪念活特别重视，凡是收到邀请函的，都认真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有的还另外画了幅宣传画，一并寄来。
面对这50多份书法作品，唐诗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中选定纪念碑碑名的题词。题写碑名的是两位上将，一位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叶飞上将，另一位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张铚秀上将。两位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中悍将，现在都是新四军研究会的高层领导。
从题词的版式看，叶飞的题词是横排版，字体纯熟；张铚秀的题词是竖排版，字体大而工整。唐诗对书法不在行，便把这两幅字摆在桌上，让大家鉴赏。大家的意见也不尽相同。有的说，叶飞的题词看着很流畅，而且和我们现在设计的长方形横式碑体相吻合。也有人认为，张铚秀的字大方庄重，用在纪念碑上比较适合，至于是竖排版，那也没关系，制作时把字一个个拆开横排就行。
两种意见不相上下。唐诗说，我们在下面，眼界都不高，还是问问省研究会的领导，看看他们怎么说。
这些老将军老领导的作品，都是先寄给省新四军研究会，然后再由省研究会转寄过来，他们在第一时间已经对作品逐一过目欣赏，应该已有定见。
果然不错，当唐诗在电话中征求意见时，省研究会的李常务当即明确答复：“这还用问吗？叶飞将军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的最高領导，同时又是著名的军中书法家，无论是政治性还是艺术性，非叶飞题词莫属。”
李常务本身也是少将，而且对书画也颇有研究，这次作品征集，他也提供了一书一画两幅作品。因此，他的话很具权威性。另外唐诗还记得，当初在选碑名时，李常务就说过，这事要由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决定，他们选中哪个，就会题写哪个。现在研究会的最高领导题词已到，那就意味着碑名舍此无它，无须再来讨论。
而且叶飞还是著名军中书法家，难怪字写得字写得那么纯熟流畅。也怪不得唐诗他们孤陋寡闻，这类雅事，只有像李常务那样既在军中又爱好书法的人士才能拎得清。
于是，叶飞将军题写的“蒋家河口战斗遗址”这8个字，作为碑名正式确定下来。
剩下的50多幅书法作品，原计划是作为宣传品全部对外展示。具体通过什么形式展示，唐诗也有个初步打算，用宣传橱窗。
宣传橱窗在排版上很有讲究，因此在正式操作前，唐诗征求市文联副秘书长王一平意见，希望他们在专业上给予指导。唐诗原先在文化局工作时，曾兼任文联副主席，与王一平像哥们弟兄一样无话不谈。
谁知王一平听后不以为然，揶揄道：“你这么大的纪念活动，搞个宣传橱窗也太小家子气了。还有一条，你想过没有，这些老将军的书画作品，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橱窗都在露天底下，要是碰到一个有心人，给你来个‘窃书不为偷’，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
“这——”唐诗震惊中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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