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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轴心时代》
外在的宗教仪式被严格的内省所代替，但这并不被人们看作一种创新，而是对古老传统的实践。 13 部经典《奥义书》创作于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与《梨俱吠陀》享有同等地位。两者都是闻智，即“启示”，被视为最卓越的圣典。将它们诠释出来绝非易事，而它们在塑造印度人的灵性方面比其他任何一部吠陀文献都更具影响力。
《奥义书》认为，人们可以在内心执行并完成宗教仪式。仪式已经脱离了与有形、外在祭祀之间的关联，而是在圣人（ rishi ）的意念中得以完全实现。
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一个祭典的外在执行过程，而是它的内在意义。只在宗教仪式和宇宙之间建立联系（系缚）是不够的，你必须知晓你所做的事，这种知识会带你走向生命的基础 —— 梵。崇拜者不再将其注意力指向外在于自身的迪弗，他转向了内心，“唯我为造物，盖我创造此万物矣”
圣人们探索着保持宗教性的新方式。在洞察未知的精神世界方面，他们是先驱，只有极少数天资聪颖的人能够伴随他们。然而生活处于变动之中，这便意味着一些人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去应付已经改变的境况。
我们在睡眠或性高潮中所经历的短暂的释放只是永久解脱的预兆，而永久的解脱才是精神追求的目标，它是一种彻底的自由和平静的体验。
献祭本来被认为能确保人们在天堂里永久居住，但有些人不再信任宗教仪式的功效了。耶若婆佉和其他《奥义书》的圣人开始相信，无论一个人做了多少完美的献祭，他都有可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充满痛苦和死亡的世界。
若要从这种生生死死的无尽循环（轮回， samsara ）中解脱出来，只有通过掌握关于自我的极乐知识，因为这会使他从对此世转瞬即逝之物的欲望中释放出来。
一旦人们意识到他或她的自我与包容整个宇宙的梵是同一的，事情则会变得非常清晰，那就是，紧紧抓住眼前有限的生活将什么也不会得到。
从死亡和重生的痛苦轮回中获得解脱（ moksha ）是精神生活的目标。它不能通过践行外在的宗教仪式，却唯有通过探求内在的知识来实现。
人们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发现自我的最深处，通过静默和精神上的修炼可以引导有志者认识到欲求瞬变之物的无益，认识到珍视个人的高贵身份是多么愚蠢，因为它并不比最终酿成一罐蜂蜜的一点点花粉更重要。
仅仅阅读《唱赞奥义书》经文的人不会享有这种体验。除非一名学生真正去进行默想，经历长期艰苦的自省过程，否则就不会开悟。最重要的是，形而上学的沉思只是启蒙的一小部分。像梵志一样，研习《奥义书》的学生必须温顺、谦卑地生活，这与其追求的理性内容同样关键。因陀罗，一个从未停止夸耀其功绩的神灵，必须为其导师拾柴，照料炉火，清扫生主的房屋，守贞，停止作战，并践行戒杀。圣人和神灵正在揭示一种神圣的技术，唯有人们丢弃了盛气凌人、孤行专断的自我，它才会发挥作用。
轴心时代的印度圣人抛弃了其英雄准则，将完美的雅利安武士因陀罗降低为一名谦卑的吠陀学生，而希腊人则在武装整个城邦。印度神灵开始融入隐修者的精神进程，但希腊人却给予他们的神灵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
斯巴达的神性放弃被用于提高军事效能，而非戒杀。进一步说，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依赖于对他人无情的征服。公元前 8 世纪末期，斯巴达人占领了西南部的麦西尼亚，将其土地在斯巴达公民之间分配。麦西尼亚的土著居民希洛特（ helots ）沦为他们的奴隶。这样的一个体系注定会造成紧张局势。公元前 670 年，麦西尼亚脱离斯巴达，只是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再次被征服。
一些贵族似乎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难题，试图剥削更为贫穷的农民，将公共土地占为己有。有些佃户被迫向当地贵族缴纳其 1/6 的农产品。而且由于贵族控制着法庭，他们获得赔偿的希望渺茫。农民是经济的支柱，而在贵族与农民之间出现了一条危险的鸿沟。
赫西俄德的《神谱》还提出了一些后来吸引希腊哲学家的问题：宇宙的本原是什么？秩序怎样压倒了混沌？多是怎样衍生于一的？无实体的事物如何与明晰的事物相关联？
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与专制统治的增强相符合的军事改革。到公元前 8 世纪末期，武器制造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城邦如今拥有了装备大规模军队的军事技术，而不再依赖于一个能够驾驭战车的小小的贵族群体。
在印度，作战已经成为刹帝利的特权，是一种特殊行为，其他三个社会等级是禁止参与的。它受到如此限制，加之戒杀的理念深入人心，战争逐渐被视为不洁、悲惨和邪恶的。可是在希腊却不同，事情正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公元前 7 世纪期间，整个希腊城邦被军事化了。公民成为一支军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便可动员起来。
重甲步兵的改革转变了希腊，并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在方阵中，一名在贵族身旁作战的农夫永远不会再以先前的方式看待贵族统治了。顺从的旧习惯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斯巴达人并不只是将他们的年轻男子送到荒野中，为使他们在开始公民生活之初习得勇气和自立，斯巴达人选择少壮的甲兵组成特殊的团体。他们在白天置身于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但在夜晚被派到乡村，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找到的奴隶。在印度，轴心时代的新兴伦理已将暴力从古老的祭仪中抽离出来；而在希腊，古老的祭仪正在被军事上的需要所改造。
中国人正尝试通过使宗教仪式的实际效用服从于其精美的形式来缓和战事。
胜利可能是危险的。一位诸侯不得不把他占领的土地赐给一个大臣。凭借这些额外获得的资源，大臣便可能冒险去反抗诸侯的统治。分封制依赖于每个人保有地盘。如果一个封臣变得过于强大，他就可能会危及国家微妙的均衡。
人们希望用“礼”去阻止那种极易激发宗族仇杀的沙文主义情绪。“退让”的精神亦应表现政治生活的特色。
《礼记》可能只是一个乌托邦而非史实。不过，到公元前 7 世纪时，这种理念似乎确实使周朝治下的中国由一个沉溺于粗俗奢靡的社会转变成一个珍视节制和克己的社会。
耶和华或许命令以色列人善待彼此，但他们断不能对外族人表示怜恤。
政治独立之梦破碎了，犹大此时在埃及与新兴的巴比伦帝国之间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这真正威胁到了它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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