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会被《绿皮书》触动？

你为什么会被《绿皮书》触动？

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是因为其获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奖项，也不是因为其反映了什么不得了的社会事实，仅仅是因为其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历史进程，而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方法又恰恰和人潜意识习惯的呈现方式吻合，因此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绿皮书》大概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很多人都说《绿皮书》拍得好，让人内心有所触动，但是有多少人会问自己，是哪些点让你的内心产生了触动？在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是否还会问另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你的内心产生了触动？

对于生活在2019年的大洋彼岸数万公里外的中国人来说，1962年的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现象真的会让人引起共鸣吗？那种共鸣是因为对种族歧视的感同身受吗？显然不是，而且这也并不是这部影片的创作者所希望表现的。

真正让人产生广泛共鸣的，其实是人对于自由的追求，而这种自由首先则表现为消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平等。

你为什么会被《绿皮书》触动？

意大利裔的司机托尼身处社会底层，当他工作的夜店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而面临着两个月的停业整顿时，对其而言就是灭顶之灾。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一顿吃掉26个汉堡，也不得不面对那些社会大哥们以施舍的姿态要求他从事犯罪的勾当时的傲慢讥嘲。在那个拜金主义的社会中，他无时无刻不被支配着，甚至都快要失去了被支配的资格。

牙买加裔的黑人音乐家雪利，一个站在了人类文明顶端的艺术家。当他呆在卡耐基音乐厅楼上的寓所时，就如一位酋长俯视着他的部落，可一旦走出那间公寓，甚至是逐渐南下的时候，他也不得不面对那种种族的被支配。他一开始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支配的可怕，直到在乡间公路汽车抛锚后他走下车，面对整片田地里无数黑人同胞投向他的被奴役的支离破碎的目光。他希望反抗，却不得不屈从，居住在绿皮书上所标识的饭店里。

同是意大利裔的德洛芮丝，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又接受着由这个时代带给她的丈夫对妻子的支配。当她的丈夫失业时，她充满焦虑，但稍微要参与到对丈夫工作的建议时，会遭到无情的斥责。如果不是雪利博士给她打电话，她都不会知道丈夫已经决定要接受一份离家两个月的工作，而在这份工作上她的意见并不起任何作用。她也会反复阅读托尼从远方寄来的信，哪怕是不断涂改难以成文，朴实的文字都可以让她热泪盈眶，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从支配关系中暂时抽离，而感受到纯粹的家庭情感。

你为什么会被《绿皮书》触动？

还有那个印度裔的管家，虽然在片中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性格鲜明。最初在面对几位应聘的白人司机时，他的举止透露了他站在这座城堡里的心理优势，虽然从经济上他被雪利支配，但是反过来他又站在了给予司机工作机会的角色上。到了出发的时候，他和托尼站在一堆行李前较量，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妥协，因为一旦走到大街面对真实的世界，他仍然无法抵抗种族的压迫。

这样的情况在上海不是很常见吗？互联网上充斥着打着地域、炫富、女权的各种言论。当我们调侃地称呼马云为爸爸，称呼王健林为公公的时候，当我们随意地称呼外地人为硬盘的时候，当我们在网上痛斥Easy girl的时候，当我们眼看着咪蒙呼风唤雨拥有一大堆拥趸的时候，当我们说着狗屁不通的中文却夹杂着纯正的纽约腔的英文单词的时候，当我们打着鸡血让孩子们在学龄前学习各种超纲的知识以能考入一所不错的小学的时候，当我们花着高昂的学费去读EMBA只为了混迹那个圈子的时候，当我们一到过年就在谈论着诸如“上海写字楼里的Marry将要成为家乡的桂花，北京格子间里的小李将要成为家乡的李处”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处在支配和被支配的状态中？

这就是黑格尔笔下的市民社会，正在沿着马克思所断定的道路加速着演化，而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看客。

有些人也许会说，1962年的美国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平等了吧？你们认为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些细节没有？在雪利博士和托尼因为殴打警察被拘押的时候，雪利博士说了一句话，“你侵犯了法律赋予我的公民的权利”，你看看，这个法律赋予的权利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如果不是有肯尼迪的电话打来，断无释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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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电影讲述的，是抽象的平等在现实的世界中无处安放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那个时代，表现为对种族、经济、性别的冲突，在今天之所以能引起这样广泛的共鸣，是因为表现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不平等的事实依然存在且愈演愈烈。

在这样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的事实中，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撕裂，因此产生巨大的危机，这部影片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警示这样的危机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哪怕是一点点的消失。

试想一下，当我们一面抱怨着阶级走向固化，一面挤破了脑袋要向所谓的跃升后的阶级爬去；当我们一面叹息着边远地区的贫困，一面冠冕堂皇地以开拓眼界为借口投身北上广深；当我们一面慷慨激昂地感谢这座城市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一面深恶痛绝地斥责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安全的影响；当我们一面标榜着我们肩负改变世界的使命，一面努力为着虚无缥缈的财务自由倾尽全力，这不是最大的危机吗？

还有那些公知们，美分们，你以为脱离了你所以为的专制，就能朝向那所谓的自由去了，却不知道在那个看似开满鲜花的国度里，等待你的是更无法抵抗的支配力量，从生存到观念，彻头彻尾。

1923年，鲁迅先生来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那篇触发深刻反思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最后一幕中，娜拉推门而去，可是她走后究竟能怎样呢？在鲁迅先生看来，除了堕落就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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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最后，正是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回应。雪利邀请了印度裔的管家，和托尼、德洛芮丝以及同属于社会经济底层的意大利一家共同度过了一个平安夜。这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其实正是一条道路的开始，即处于不同的被支配地位的人开始觉醒，开始为了这样的不平等站在一起，然后共同用自己的仅有的力量去抗争，方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切。

很遗憾，美国的现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权力底层达成了相互的谅解，愿望虽然美好，但是并不可能在那样的社会中实现。《绿皮书》虽然美好，但毕竟只是电影。

回头望向自己，或许反思才是应有的态度，毕竟，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