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定型》| 段文强解读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绿色生态高品质发展，需要做的思考与实践，决策者的视野和见识格局决定了中国事业和人类进化的出路。

国家怎么生存的思考能力，需要智慧，需要认清现实，需要发展政策。

《帝国定型》| 段文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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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徐弃郁，国防大学教授。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研究和讲述19世纪末美国如何完成国家转型的书，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崛起的？

在作者眼中，这10年对于美国的意义，就有些类似于“万历十五年”对于明朝的意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要紧事发生，“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不过，和万历十五年不同的是，万历十五年是明朝衰落的节点，而1890到1900这10年是美国崛起的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中，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国家都需要“战略转型“，而正是这一次转型，奠定了此后美国崛起的基础。所以，这本书才用“定型”这两个字，来定义这10年。

核心内容

第一，在19世纪末，美国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危机？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这场危机的？

第二，美国为了度过这场危机采取了哪些关键的战略决策？在实施了这些决策之后，美国总体上完成了怎样的转型？

第三，这一段一百多年以前的美国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启示？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帝国定型》，作者是国际政治学博士，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教授。这是一本研究和讲述19世纪末美国如何完成国家转型的书，所以副标题叫“美国的1890—1900”。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崛起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关于“美国崛起”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是热门话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般都聚焦于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上，比如南北战争、一战、二战等等。而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1890到1900这10年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更不要说“转型”了。

但在作者眼中，这10年对于美国的意义，就有些类似于“万历十五年”对于明朝的意义。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要紧事发生，“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不过，和万历十五年不同的是，万历十五年是明朝衰落的节点，而1890到1900这10年是美国崛起的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中，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国家都需要“战略转型”，而正是这一次转型，奠定了此后美国崛起的基础。所以，这本书才用“定型”这两个字，来定义这10年。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三个部分，来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在19世纪末，美国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危机？以及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和讨论这场危机的？

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为了度过这场危机采取了哪些关键的战略决策？以及在实施了这些决策之后，美国总体上完成了怎样的转型？

第三部分，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一段一百多年以前的美国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帮助和启示？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内容，19世纪末的美国危机。

在21世纪之前，美国遇到过两次“经济危机”，一次就是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19世纪末危机。从现象上看，这两次危机都差不多。首先这两次危机在爆发之前都没什么征兆，不仅没什么征兆，甚至大部分人都对未来非常乐观。1929年乐观的表现就是股市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股票的总价值相当于美国一年生产总值的10到20倍。而1890年的乐观就是，整个美国基础建设的爆发，比如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美国的五大铁路线就全部建成，铁路总长度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英国。其次，危机爆发之后，对整体经济和民生有严重的影响。

“大萧条”期间，美国接近1/3的人处于负资产状态，而且几乎没有收入来源，数千家企业破产。而1893年也好不到哪去，仅失业工人就高达300万，600多家银行破产，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相继倒闭。和“大萧条”时期一样，美国经济眼看就要到崩溃的边缘了。不过，虽然表面上的现象很相似，但两次经济危机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第一，“大萧条”是世界危机，而19世纪末的危机仅限于美国，这个不用多说。第二，“大萧条”的本质是资本社会的金融紊乱，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但19世纪末的那一场，表面看是危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瓶颈”。下面，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瓶颈。

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经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让美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国家，迅速转变成一个可以同英国比肩的工业经济大国。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 GDP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美国人完全不知所措，于是就有很多人开始分析经济危机，并提出解决办法。最早对“经济危机”做出系统回应的是当时的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他综合欧洲的贸易快速增长和美国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得出一个叫“边疆说”的结论。

特纳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边疆的不断扩大与开发，大英帝国之所以在全球拥有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拥有广袤的殖民地，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全是因为美国人对西部边疆的拓展和深度开发，也就是“西进运动”。而现在，美国的西部边疆已经拓展到太平洋了，无法进一步拓展。同时，对边疆的开发，也已经到达相当深的程度，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也已经基本没有了，理所当然的会陷入“危机”和“停滞”当中。所以特纳会在论文中说道：在美国宪法下生活一百年后，边疆地带消失了。伴随着它的消失，美国第一阶段的历史结束了。既然问题出在边疆上，那就解决边疆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在特纳看来，美国要度过眼前的危机，只要想方设法的“开疆拓土”就可以了。

特纳的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算特纳的理论是对的，美国也不可能再拥有大规模开拓边疆的机会，因为首先当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基本确定，想要进一步开拓边疆，就必然会引起很大的国际争端。仅仅吞并夏威夷，就已经让美国疲于应付了，何况其他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特纳的理论本身也有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是受限于边疆的话，那发展空间的不足，最多引起经济的“停滞”，而不是深度的危机。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所以特纳的理论，既在基础上不正确，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因此，在美国为什么会进入危机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继特纳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新见解的是另一个历史学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不过，虽然同为历史学家，与特纳不同的是，马汉不光有学术背景，他还曾经当过海军。也正是因为有海军背景，马汉的视野才能超出美国内部。在马汉看来，美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并不是危机，而仅仅是“瓶颈”。美国经济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陷入衰退，主要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能爆发。

这是什么意思？马汉认为，因为包括“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内的种种原因，造成了社会产能和社会需求的不平衡，特别是在新一轮大规模基础建设完成之后，美国国内的产能需求进一步收缩，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以当时的钢铁行业为例，当时美国的钢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内铁路的快速建设，但是当铁路建设告一段落的时候，国内市场不足以消化如此大的钢产量，因此会出现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象，而铁路公司也因为没有新的工程而破产，那些贷款给铁路公司的银行也受到牵连，经济危机由此而爆发。

当然，消费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仅仅限于钢铁行业。所以，马汉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消费增长，跟不上蒸汽机带来的生产的增长。根据马汉的理论，虽然美国之前的快速发展和“边疆”有很大关系，但此时的“危机”却不是边疆的限制引起的，所以进一步的扩大边疆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需要解决的是需求市场的限制。也就是在内部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如何释放过剩的产能。而此时此刻，美国内部的市场已经饱和，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开拓海外市场。

好，问题分析到这里，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海外市场如何开拓的问题了。在过去，开拓海外市场一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占据殖民地，也就是对某一地区实行全权控制，然后把它当作本土之外的海外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治下的印度。印度原本是英国最大的茶叶产地，而在英国的茶叶产能过剩之后，印度又被英国有意识的改造成茶叶的主要消费地区之一。但是马汉认为，这种模式对于美国并不适用，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当时的美国人对于殖民地并不认同。第二，对于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殖民地的性价比不高，美国需要的只是消费市场，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需要原材料。第三，在19世纪末的时候，全球的殖民地格局，已经被欧洲的几个老牌帝国瓜分完了，美国要想拓展殖民地，就必须和英、法等国展开对抗，就像后来的德国那样。所以，在马汉看来，美国不需要花费大力气开拓殖民地，而只需要不断地扩大国际影响就行了，至于具体该怎么做，我们第二部分再详细说。

总之，在当时看来，马汉不仅找到了导致美国“危机”的真正原因，还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全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美国19世纪末“危机”的本质，是生产力过剩。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像过去那样疯狂的开拓殖民地，而是要拓展真正的经济影响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

现在，关于“危机”本身的成因和度过危机的理论思路都已经找到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种理论实现，让美国真正的度过危机，成功转型。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主要内容。

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要想实现马汉的理论，必须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是国内的政策调整，第二是国际的战略调整。先来说国内政策调整，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关税。在1890年之前，美国的关税策略大体上是全面保护主义策略，也就是无论进口关税还是出口关税，都实行高税额政策。大体上来说，这种政策，在美国内部市场尚不饱和的情况下，既阻止了外部商品抢占美国市场，又减少了美国商品在没能充足供应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大量出口。可以说，这种关税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美国内部市场的饱和，“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就失去了意义。一方面美国内部市场已经稳定，就算国外商品进入美国，也无法形成大的竞争威胁，反而会刺激市场的活力。而更重要的，此时的美国需要进行出口刺激，那就必须要降低关税成本。也就是说，降低关税是这一时期政策调整的总趋势。不过，所有的政策调整，都不是，也不能一步到位。政策调整的第一步，是在保护主义的基础上，施行“互惠型”改革。

“互惠型”的关税大体上还是维持了高关税政策，但和全面高关税不同的是，第一，对商品进行分别对待，比如当时美国低端棉花的产量已经过剩，那就降低关税；而高端棉花市场依然不饱和，所以就提高关税。第二，对国家区别对待，就是如果某一国家降低对美关税，那美国也降低对该国家的关税，也就是“关税对等”，这也是“互惠型”关税的主要内容。

总结来说，“互惠型”关税政策的优势在于，最大可能保护美国的市场与产能，保持生产力的经济优势。然后再利用这个经济优势，通过“互惠政策”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到1892年的时候，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和美国签署了“互惠协定”，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贸易网络。

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政策对美国当下的“危机”，起不到根本性的正面作用。因为有限的“互惠型”国家，还不足以帮助美国释放巨大的产能。所以，在基本达到第一阶段的目的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开始从保护主义变为全面开放。1893年末的时候，美国通过法案，平均将进口税下调了18%。其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到了1895年的时候，美国的出口总额，超出之前平均数的两倍。书中用了“开闸泄洪”一词来形容关税改革后美国的国际贸易形式。不仅如此，关税改革除了有效地增加美国产品的贸易额之外，也改变了美国的商品结构。在过去高关税时代，美国出口的大多是真正过剩的产品，主要是农副产品，但是在加入国际贸易竞争之后，美国基础工业的竞争优势开始体现，工业品的出口渐渐的超过了农产品，等于是一次重大的贸易转型。

关税改革只是美国转型的第一步。在我们的印象中，国际贸易是一种纯商业竞争，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是“二战”之后的普遍情景，在此之前，贸易扩张和军事保护是直接相关的。“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控制全球的殖民地和贸易，和它的海军实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像我们熟知的那样，英国之所以能从西班牙手里获得贸易霸权，是因为击败了“无敌舰队”。所以，尽管美国并不想拓展殖民地，但是发展海军还是有必要的。当然，美国在这一时期发展海军，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海军实在太弱了。1880年美国只有48艘老式军舰，总体实力甚至不如同时期的智利。

简单来说，这一时期的海军扩建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简单对海军数量和设备进行翻新和扩充。在这期间，美国新造了多艘战舰，扩充了2/3。尽管扩充的规模和比例都不算小，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危机”之中的美国，需要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军队扩充，而是需要海军的战略转型。简单来说，就是从“近海防御型”转型为“远洋进攻型”。在新扩充的30艘战舰中，最大吨位的两艘都是“海岸主力舰”，只能近海防御而不适合远洋作战，整体实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1889年的一场英、德、美的海军对峙中，美国的3艘主力巡洋舰居然全部因飓风而沉没。

所以，从1890年开始，美国海军正式进入战略转型阶段，对标欧洲海军强国的标准，在经济危机期间，持续增加海军投入并连续通过相关法案。结果是在两年之间，就建造了5艘吨位超过一万，可执行远洋任务的主力舰，之后又组建了著名的“大白舰队”。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之中，美国的海军在实力上就一跃成为全球顶尖水平。

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就是美国所做的内部调整。政策的转型是从“保护主义”到“全面开放”，海军的转型是从“近海策略”到“远洋策略”。在这两个基本政策都完成之后，美国就开始谋划对外战略了。首先，和欧洲国家不同，美国并没有选择在大西洋地区展开竞争，而是选择了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策略就是在贸易和军事的配合下，尽可能地对这些地区的国家进行干涉和影响，例如夏威夷就是在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影响下被美国兼并的。对于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国家，美国则通过干涉内政的方式，达到影响和控制的目的。

注意，美国的这种模式和欧洲的殖民模式很不一样，此前的欧洲殖民就是控制和占领大量的土地和人民，但是根据马汉的理论，美国不需要整块的殖民地，而只需要辐射和点控。也就是指控制一个小块地区，然后对周边进行辐射式的影响，而不是大面积的占领和控制。例如对于拉美地区，美国虽然干涉或施压，却不占领，而对于太平洋则主要是点控。兼并夏威夷不是因为夏威夷的人口和资源，而是它的地理位置。同样，对于后来的菲律宾，美国也不热衷于占领，而只是建设一两个海军基地。体现这种政策最明显的事件，就是1921年签署的“九国公约”，其中八国都是和中国有不平等关系的列强，比如英国、日本，剩下一个是中国。当时大部分列强对中国还是有很强烈的占领和殖民欲望，但是美国却力主保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

也就是在这种经济、外交和军事的基础上，美国迅速地完成了对太平洋和拉美地区的控制。真正的从一个“美洲国家”崛起成为“太平洋帝国”。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和英国发生冲突。大英帝国称霸世界已经几个世纪了，但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最主要的衰退原因，是海上霸权受到了来自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家的冲击和挑战。例如在地中海地区，英国就有遭受法国和俄国两面夹击的危险，而美国和英国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美洲。

在美洲，英国原本有很强大的影响和控制，例如加拿大一直是英国的“自治领”。但在受到多方挑战之后，英国对加拿大的保护、控制和影响都比较薄弱，旁边的美国可以随时入侵和占领。而在拉美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兴起之后，就在这两个地区对英国发起挑战。过程比较复杂，最终的结果是英、美都不愿彼此之间发生真正的冲突，而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和解。英国承认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从而停止两个国家从“独立战争”以来的对抗状态，开始合作。

从此之后，美国开始不断地介入和影响国际事务，扩大其经济、政治的影响力，而短暂的19世纪末危机也被轻松度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一战、二战、冷战到今天，美国一直在延续19世纪转型的国家战略，因此作者采用“定型”两个字来定义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经济上从“保护主义”到“全面开放”，军事上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对外政策从“殖民统治”到“点控辐射”，这一系列的转型奠定了美国崛起的基础，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再来总结一下，为了应对“19世纪末危机”，当时的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转型”。经济方面是在相对于周边国家有贸易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关税的调整来扩大经济影响力。而军事的作用是从“近海防御”转变为“远洋作战”，以此来实现世界影响力的扩张。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

说到这，我们已经对“帝国定型”这个概念有了全面和直接的理解。可是无论这场转型有多么重要，也无论它对美国有什么影响，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了，在一百年之后，我们在回顾和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除了能知道美国的崛起关键之外，还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在详细的讲述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作者在最后一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与现实之间永远是一种深层的互动关系，所以历史观本质上也是世界观。但是，两者只能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相互映现，而不是庸俗化的对照。

这句话讲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作者用当时的视角、眼光和需求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架构和解读，因此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才会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这样的方式去写历史，历史总会体现出和当下的关联，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但这种互动，仅仅是一种映照，就仿佛真实世界与倒影的关系，最多是相互参照，而不是循环再现。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可以说单就历史而言，美国是最具有独特性的国家，从它的建立到它的崛起，过程中大部分环节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不可复制的。就拿帝国定型这段历史来说，单就国内市场一项，其他欧洲国家就无法复制，因为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太小了。经济史学家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就说过，在南美洲的白银大量的流入欧洲之前，欧洲是处在全球贸易边缘化地位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市场来撬动和影响贸易。所以，欧洲各国从一开始就必须疯狂的进行海外殖民和贸易扩张，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在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庞大的需求市场之后，整个社会加大生产力的发展和投资，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所有的欧洲国家其实是先进行殖民扩张，再实现社会生产力增长的。但美国和欧洲则完全相反，它是先实现社会生产力增长，再进行海外扩张的。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是美国拥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不仅很轻松的度过了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而且还很迅速地完成崛起，从一个影响有限的地区性国家，转变成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国家，这种崛起的持续性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些都是美国的独特性所在，以及为什么不可复制的原因。而如果抛开这些原因和背景不谈，单纯的比较美国和其他国家与文明的优劣，比如认为美国的政治比英国更先进，或者认为美国的崛起完全是因为开放的市场经济，都是作者所说的“庸俗化对照”。

就拿经济政策来说，我们不能只看，美国后来低关税的开放性，而忽略了之前“保护主义”政策的作用。同样，如果不是经济政策和现状相匹配，也就是美国的生产力无法应对广阔的国际市场，像后来的德国那样单纯的扩充海军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可以作为参照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本意，其实是想复制欧洲的“殖民模式”，但“殖民时代”在20世纪初，准确地说是在一战之后，就开始衰退。连曾经的大英帝国，都陷入了殖民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纠纷之中，日本注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如果当时的日本把中国当作市场，而不是资源和领土，结局就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所谓“参照性的互动”。

不过，殖民时代衰落也好，日本走错路线也好，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我们更关心的是，尽管美国的路线不可复制，但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有一定的参照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并不是我们一篇说书稿可以彻底解决的。但简单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在于，中国和美国一样，也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国内市场进行满足和开拓的结果，而这期间又有“互联网”市场的爆发，等于又在内部出现了一块需求广袤的市场。同样可以参照美国的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最近几年已经和国内消费市场接近持平，最典型的就是所谓“人口红利”和“互联网红利”已经结束的说法。

那么可以眼见的是，中国也正在面临一次从国内到海外的“转型”。这就是这段美国历史对当下中国的映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映照，到此也就结束了。就像，美国不能走英国的老路一样，中国也同样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模式。从这个视角出发，再去看待当下的很多政策和国际性事件，会获得不一样的理解和看到不一样的趋势。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也已经讲述完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总结

19世纪最后10年的美国历史，是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转型的案例。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意义在于三点。

第一，让美国完成了从“本土型”国家，到“国际型”国家的转变。从本质上来说，“19世纪危机”是美国上一阶段发展结束的标志，而这一次“转型”令其开启了一个持续至今的新阶段。

第二，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转型开辟了一条与之前所有“大国崛起”模式都不相同的新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这个帝国，既不同于罗马，也不同于大英帝国。

第三，在过程和表象上，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以及国际关系。今天的中国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将开辟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