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诗歌风格

想聊一聊唐诗到宋诗的转变，因时间跨度巨大，其中的社会环境，诗歌风格的变迁又太过复杂不好一笔带过，于是决定拆开来写。先写初唐，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陈子昂

陈子昂生活的年代大体是唐朝初年武则天时代，距东晋以后天下大乱诸雄纷争的十六国时期并没有过去多久，而陈子昂之后就是开元盛世，唐朝即将迎来国力的巅峰。文学的发展就如社会一样，也在面临着一个新老交替风格转变的时期，而陈子昂正是这个引领文学走向的这样一个关键人物之一。

初唐时期诗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多受前朝齐梁诗风的影响，创作注重文辞华丽，用律格式的讲究，题材上大多以歌舞升平，颂扬圣德为主。而陈子昂则大力呼吁风骨论和兴寄论。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他认为要一扫齐梁诗风的华丽和奢靡，积极倡导回复建安“风骨”，认为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内容要充实，言之有物，杜绝奢靡和无病呻吟，柔弱无力的表达，而前朝诗歌就过度追求语言的华丽和形式格律上的讲究。诗歌要起到应该有的“美刺”的效果，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要具有批判精神，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比如在他的感遇二十八首里：“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统治者过的是醉生梦死，奢靡浮华的生活，这必将导致悲剧的发生。诗人身上要富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要敢于抨击时政，心系国家存亡和百姓福祉。陈子昂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亲自领兵上阵杀敌，为国家扫除边患甚至战死沙场。他一生空有一腔报国杀敌的心，但苦于屡次遭到陷害，到最后也没能如愿。在他的《送魏大从军》中：“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这既是他勉励好友边塞立功，也是自己豪情的流露，通篇充满着为国献身，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豪情。陈子昂如此推崇建安风骨无非是因为在那样一个时局动荡，群雄争霸的时刻，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他们均是政治家、军事家，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远大抱负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作品而且还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使他们都加入到建设国家中，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建功。这正是陈子昂所希望看到的诗歌应有的作用，词句应该有“骨气”，这也是陈子昂诗歌风格中能够看到的“刚健”的一面。

此外，陈子昂还主张多用“兴寄”手法，就是比兴寄托，有感而作。陈子昂认为写作要有所寄托，这起源于诗经和楚辞，就是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到其他物质身上，这样诗歌更加地生动和具体，表达地情意也就更加地委婉和自然，诗韵悠长。诗歌的文辞应该质朴而情感充沛，内容深邃，重在情而言之有物，他拒绝齐梁诗风的形式和内容上的浮夸。比如《感遇》第二首中“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 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 芳意竟何成！”诗人借兰若春夏之时压倒群芳的姿态来比喻自己身上的高洁于才华，用兰若的凋零来表达自己未获赏识，报国无门的境遇。诗中以香兰杜若子托不漏痕迹，委婉而意味深长。这是陈子昂“情感深邃而韵味悠长”的一面。

除了语言的刚健有力和情感的委婉细腻，陈子昂的诗歌中还不乏情感激烈而直接的表达，比如他的《感遇》第三十八首：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诗人语言平实而直白，雄心壮志跃然纸上，不需要过多地解读，诗人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为国挺身而出，沙场奋勇杀敌的报国之志。

陈子昂是一个位承前启后的诗人，其风骨论和兴寄论极大地影响和启发了后人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奠定了盛唐强音的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