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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欧洲帝国》
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让本不可能实现的欧洲联盟成立。这些机会主义下的友谊也许会带来几年的和平，但它远没有实现佩恩、圣皮埃尔以及后来康德的理想主义愿景。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欧洲”国家开始进一步向北发展，尽管其发展速度相对落后，与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羁绊也较深。俄罗斯的上升势头将会让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在三国集团中的角色变得复杂。此外，俄罗斯也象征着一块分裂的大陆上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经济差异。
1740年的西里西亚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必争之地，但它并没有解决勃兰登堡-普鲁士复杂的地理位置问题，因为普鲁士的西部领土仍将和勃兰登堡分裂开，导致勃兰登堡无法与东普鲁士接壤。但是，西里西亚拥有100万人口，以纺织业为基础的经济始终维持着活力。除此之外，西里西亚令人印象深刻的运河及水运网络，提升了城市形象。西里西亚总共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贡献了后者总税收的足足四分之一。失去西里西亚给奥地利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影响。同时，普鲁士因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而茁壮发展，尤其是军队逐渐壮大。
从《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时期开始，甚至可以说是自更早起，均势外交就是欧洲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但是，三大国之间同时维持友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都可以独自主宰欧洲。例如，威廉·佩恩的全欧洲“联盟”这一试验性目标都没有实现。三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加在一起将碾压奥地利、西班牙与尼德兰联省的总和，哪怕后者再加上沙俄也是如此。
至关重要的是，划分（实则为暴力吞并）波兰让东欧的三个“专制主义”君主国走到了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在19世纪“神圣同盟”建立后正式确立，让普鲁士进一步远离了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普鲁士背景让普鲁士对分裂“中欧”的执念更加执着。
开明的独裁者要依靠古老的根基才能生存。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哲学上接触伏尔泰时，他的军费来自对西里西亚征的税。后来欧洲不安分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复制了这种掠夺海外资源的做法。
美国与英国的关系逆转，当然部分源于税收因素。由于英国背负着七年战争的财政负担，所以北美13个殖民地的殖民者将要承担一部分开支，其中包括支付给英国皇家海军的费用，以抵御竞争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帝国。
1778-1783年，英国发现欧洲联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欧洲最终要以某种形式的一体化来巩固内部的联系。但是，英国精英阶层内部一直都因为欧洲的结盟和一体化而不安。尤其是托利党，从小威廉·皮特到约瑟夫·张伯伦，再到撒切尔夫人，都是如此。
事实上，到了19 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和英国帝国扩张之后，贵格派的佩恩、耶稣会的圣皮埃尔或是路德派的康德所设想的“永久和平”，比任何时候都更难实现了。由于基督教文明已经疲惫不堪、支离破碎，联邦欧洲缺少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巩固架构。事实上，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欧洲，帝国逐渐遭到侵蚀，教皇的影响慢慢削弱，于是19 世纪的“无神论”民族主义得到了自由。这也导致了更多的纷争。
小威廉·皮特在1793-1796年组织了第一次反法同盟。与过去一样，英国军队节省开支，依靠来自德意志诸国的雇佣兵来控制局势。英国联合了普鲁士、奥地利、尼德兰联省、那不勒斯、西班牙、葡萄牙与沙俄，一起对抗法国大革命。引人注目的是，这是欧洲有史以来集结得最全面的军事联盟。面对着法国在意识形态及领土上的极大威胁，欧洲其他国家似乎有可能统一目标。然而，这个联盟是为了反对某些东西而成立的，欧洲并没有理想愿景。
到了1793年8月，全民征兵制让法国拥有了一支庞大的陆军，拥有了制造巨大破坏的能力。因此，拿破仑得以早早地对不堪一击的欧洲抵抗势力发动一场“全面战争”。
在1802年订立《亚眠和约》后，拿破仑凭借着军队优势专注于征服欧洲，英国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瓦解后遭到了孤立。此外，傲慢的英国皇家海军颁布的为人所憎的《航海条例》催生了支持拿破仑大陆体系的武装中立联盟，英国所有的对外贸易都遭到了抵制。英国的昔日盟友沙俄、丹麦、瑞典和普鲁士，都在拿破仑的压力下签署了相关协议。大陆体系将在拿破仑战争余期持续下去，进一步加深英国经济的孤立程度。
路易十八接受了《拿破仑法典》，保证了新闻自由，保护了宗教宽容。他同意建立众议院并给予其征税权，不过仅限于全国最富有的5万人享有选举权。
在超过20年的反法舆论宣传后，英国将恐法情绪放到了一边。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就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当时“绞死沙皇”的呼声已经平息，英国反对法国对德国进行过度的军事报复。1815年后，英国十分重视与法国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共同敌意。这并非是英国和法国长久维系友谊的秘诀，不过是又一个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建立起来的欧洲联盟。
德国民族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创造了惊人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后来因为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受到了阻碍。
事实上，法国对滑铁卢失利以及拿破仑衰败的认识，很像是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在1918年11月停战后鼓吹的“暗箭伤人”理论。对比之下，法国和普鲁士在1945年都迎来了大失所望的结局，失败已成定局。1945年，法国和德国在军事崩溃中步履蹒跚，但它们没有为不公的结果相互指责。因此，两国可以共同努力重新树立威望和合法性。
英、法的自由主义无法在19世纪30年代统一欧洲。鼓励商业和贸易的工业革命，在法国才刚刚开始。农业国家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工业革命。同时，英、法在欧洲封建制度和王朝制度现代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受到了旧猜疑的阻碍。
在英国，辉格党政府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推动了资产阶级选举的有限改革。与此同时，在法国，“资产阶级君主政体”试图赋予中产阶级权力，并废除波旁王朝的旧制度。最后，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通过其著名的关税同盟建立了早期的“经济民族主义”。
事实上，1840- 1848 年，由于持续的歉收和外交上的倒退，法国产生了与18 世纪80 年代中期类似的不满情绪。此外，法国在1840 年还受到了羞辱，当时国王路易· 菲利浦支持穆罕默德· 阿里反抗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封建领主。英国支持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高门”（1923 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坚信即使是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也能维持动荡地区的稳定。此后，正如我们所见，埃及一直是英、法紧张关系的焦点。
1848年的乐观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革命者夺取政权失败。事实上，正是欧洲各地的保守主义势力让欧洲有了统一的目标。正如布伦丹·西姆斯所言，“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宣称的相反，反革命才是国际性的，而革命仍然是国家性的，甚至是地区性的”。
事实上，统一的德国是否包括奥地利还存在不确定性：鉴于没有一支效忠自己的军队，议会也难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第三德国”。同样，它还有双重标准的诟病，与会代表们谴责波兰的民族主义起义，但这些起义是效仿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意大利的。由于问题越来越多，法兰克福议会在1849年年中垮台，使得反革命力量掌握了整个中欧地区。同年，马克思搬去了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安静的阅览室里继续为全欧洲的革命而努力。
对于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没有盟友的沙俄来说，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惨遭围攻后最终战败不足为奇。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终于在欧洲战场上并肩作战，尽管普鲁士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一支部队，而且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中立。但是，有启发意义的是，居然是沙俄让欧洲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威胁西欧的情况，与之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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