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读《大败局Ⅱ》的第二天，正如吴晓波老师在本书序中所说：
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这一转型时代的特征使很多企业家始终无法完全站立在阳光之下，也造成了很多貌似“偶然”的落马事件。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
在读到书中第二个案例时，我明显感觉到没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了，也许是因为第一个案例给了我一定的心理建设，也许是因为“科龙”走向衰败的过程中，作为创始人的潘宁退出之时没有太多放在明面上的挣扎，也许是因为顾雏军过于贪心，又有着太多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吴晓波老师说“很多企业的崩塌都不出意外地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违背了基本的商业规律，二是企业家个人欲望的膨胀。”
科龙的失败很显然和顾雏军的疯狂收购有着命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也正好符合崩塌的第二个因素“个人欲望膨胀”。
下面是个人的一些感悟：
我在科龙的创始人潘宁身上学到了：
学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这四个字我觉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这一点从他宣布退出后，即使面对多方追问他也三缄其口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从文中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退出是迫不得已，心中有着万般不甘，也有着种种的愤怒，但是他除了一首让人猜来猜去的诗作之外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斗不过”，既然斗不过那么再多的举动都只能是挣扎，这时还不如弃卒保车全身而退，在“功成名就”之时抽身而出。
我想如果他像保力健的李经纬那样视要死磕到底，也许结局就不会这么“美好”了。
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工作中和老板或者领导意见相左时，无非两个选择，要么你屈服，要么你走人。基本不存在第三个选择，你去和老板领导据理力争的结果大概率就是“稳赔不赚”。
在我的前公司我就亲眼见过这种“战争”，一位领导因为一些生产问题和上面的大领导据理力争，结果恰巧那段时间公司里一批出口到国外的产品出了问题，要面对一系列的赔偿和人力资源的消耗因为要派人去那边处理这些问题。
这时，公司的那位大领导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此事件的责任人，没错就是那位和他据理力争的小领导。但我们所有的旁观者都知道，这件事和那位小领导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后面的事件发展可想而知，小领导不愿意承担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责任和大领导周旋了近一个月，原本只要降职就可以收场的，最后落得一个开除的结局。
其实这个小领导是这位大领导一手提拔上来的，只是小领导越做能力越强，他就有些觉得大领导可以容忍自己的一些对公司好但是领导不能接受的建议。
可事实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想法的对错，好坏其实是分时间，分阶段的，也许这个阶段同样的建议能被接受，另一个时间段就是不能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比较开明的老板除外。）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很厉害，被称为蒋介石毛泽东并称为“晚清第一人”，但是曾国藩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人除了因为极度自律努力外还和他后期的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有很大关系。
他前期到京城做官时，说话做事只遵从事实和自己，不管对方是谁错了他都会“破口大骂”，即使对方时皇上，对于一些作风有问题的官员也是毫不留情的举报。
要说曾国藩这样有错吗？没有！那他这样会对自己，对局势有所改变吗？没有！
所以再他再次为官时，他开始在不触碰底线的情况下开始接受一些虽然他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对大局没有影响，对个人没有影响的做法了。他也默认弟弟收敛钱财，对看不惯的人他也可以和颜悦色，后来他在京城里和所有人的关系也都越来越好，做很多事情也越来越顺。
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除了考虑事情的对错，还要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才是真的做事之道。
我在顾雏军身上学到：
不管何时都要记得收敛锋芒
书中表述道，其实在顾雏军接手科龙时，科龙这个企业只是“暂时的昏厥”，也就说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可最后却“死”在了他手上。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顾雏军从始至终都过于高调，他不懂得去收敛自己，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必定是能沉得住气的人，而走向失败的原因也大多离不开过于高调。
树大招风，风必摧之这个道理自古以来都是没有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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