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贫苦工农，通过起义打下天下的。但整体来讲，工农受教育的影响，觉悟并不高，况且共产党是从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起步的，天生存在对民众教化不足的缺陷。但圣祖在世时，洞悉民众需求，威望如日中天，通过政治工作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以身作则，与民同甘共苦，其道德和感召力能够传导教化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开天辟地的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潜力和创造力。
现在领导人的威望与圣祖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举国以经济为中心，道德教化严重缺位，加上很多领导贪污腐化，既形象不好，又不通达于人情世故，在民族思想精神教育方面，只是泛泛对全民进行语录式的教条要求，加上有些年轻法官缺乏人生阅历，在司法审判中偏离大众价值方向，甚至背离公序良俗，客观上助长了歪风邪气，导致全民性的道德沦丧，邪气肆虐正义维艰。
对于这种局面，也不应该过于悲伤叹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因此要求社会每一个人觉悟都非常高是不现实的。人的觉悟总有个三六九等，社会中有些庸人小人永远不会深明大义，这就是人情世故。但历史总是掌握在有着深刻历史自觉性的贤人手中，他们才是历史前进的引领者，他们才是社会脊梁，甚至有些道家人士，国家太平时他们平平淡淡、甘愿隐居，等到国家变乱了，他们就自觉站出来，主动承担社会拨乱反正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历史上才有“春秋责备贤者”的说法。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君子有小人，有庸人有贤人。应该说古代先贤是通达于人情世故的，他们对君子、小人、庸人等的论述，还是发人深省的。了知于此，就可知当前国家思想舆论领域的乱象不足为奇，这本就是人的正常思维的表现。
《论语.季氏》中，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对于君子，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中心思想，有社会责任感，有历史自觉性，有道德操守的人吧。君子有三个敬畏的地方，一是敬畏天命的因果律，所谓圣人畏因、凡夫畏果，知道从事物的源头做起，如果做了恶事，一定会有殃祸等着你；二是敬畏有德行有操守的人，所谓见贤思齐，遇到贤德的人会悚然警惧，因为容易照见自己的丑陋之处；三是敬畏圣人传承下来的警世言论，因为怕自己做不到，故曾子将“传不习乎”作为日省三乎己的重要内容。
《周易·系辞下》中，“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大意是，小人没有耻辱，没有仁爱之心，不知道畏惧，没有正义之心，没有好处的事他就不会努力去做，没有被震慑就不会吸取教训。如果有小过失就及时采取惩戒措施，这样可以使小人受到教训，避免犯大错误，这种惩戒是小人的福气啊。
《孔子家语·五仪》中，孔子说：“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古人所说的小人，与现在理解的小人不同，是与大人相对的一个中性词，更接近于孔子所说的庸人。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人们常说慎终追远，欲慎其终者必追其远，与圣人畏因一个意思，要想避免不好的结果，就要从源头做起。而小人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满嘴脏话，心中没有道德模范，没有人生规划和目标，整日昏昏沉沉过日子，见小利忘大义，偏执于自己看到的小天地，却对大局一无所知，沉醉于物质追求，迷恋于声色犬马，没有精神追求，没有中心思想，不知道自己整天在干什么。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所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中国古代所说士大夫阶层，并非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当官者，的确有其精神内核。从另一个角度讲，“士”这个阶层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归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菀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惰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
党打下江山不易，但治天下更不易，也许我们应该从一个泛泛的政治词汇“人民”中走出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根据人的现实表现进行区分，让更多的人成为君子，成为士，这样那些不知羞耻的小人、庸人就会有些许自卑感了，就会知道害臊了，那种情况下也许向君子贤人学习就会蔚然成风。到了那时，也许教化、德化、风化才会自然推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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