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农历新年，中国人总会房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红红的福字，寓意未来一年的好日子。如今，福字已经成为传统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种既体现庄严仪式感，同时又洋溢喜庆画面感的“贴福字”风俗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吴自牧的《梦梁录》中记载：“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扫祖宗”。其中提到的“贴春牌”，大约就是将福字写于红纸上并贴于门前的风俗。由此可知，“贴福字”之风俗最晚从南宋已经开始流行，约有近千年之久。
其实，“福”这个汉字最早现身于距今三千年的商代甲骨文中。虽其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但大体可以看出是用手拿着装酒器具敬神的样子。在先秦典籍中有大量关于福的论述。最早对福进行阐释的要属《尚书》。《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也就是说，福包括了长久的生命、充足的钱财、尊贵的地位、健康的体魄、安宁的心灵、光辉的德性、正常的死亡等诸多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贯穿于人从生到死的过程全部。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这些都齐备、完备才能称得上有“福”。
荀子也多次讲到福。他是一个现实主义思想家，经常引用《诗经》来谈论福，认为福是个人奋斗得来的，而不是上天偶然降下的。他还看到了福祸之间的转化关系。
荀子引《诗》论福。“《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诗经》上说：“哎呀，你们这些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要忠于职守，爱好正直的德行。上帝知道了，就会赐予最大的幸福。”没有比与道融合更高的精神境界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久的幸福了。荀子将社会分工中的职责、德行与幸福联系起来，强调幸福是民众忠于职守、爱好德行得来的。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也才能实现人民最大的福祉。
“故儒术诚行，则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百姓生活才能幸福，就会像撞钟击鼓一样和谐。《诗经》中说：“钟鼓声洪亮，管磬乐悠悠，大福从天降。天降大福无边长，威仪堂皇又端庄。既已酒醉饭也饱，福禄定会万年长。”荀子将统治方法与民众之福联系起来，认为福不会突然来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只会降临到那些采用恰当治国理政方法国家地区的人民。幸福无“法”亦有“法”，简而言之，福是人通过合当的方法与不懈的努力共同催生的。
荀子非常重视祸福之间的转化。福与祸是相对而言的词汇。早在《道德经》中就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话。意思是说，祸与福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比喻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福能变成祸，祸能变成福。
正因如此，所以荀子提出“敬戒无怠，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豫则祸不生。”在祸患发生之前，就要慎重戒备而不要懈怠。福祸有时就在刹那一念之间。有时庆贺的人还在大堂上，吊丧的人已到了大门口。灾祸和幸福如此紧密相依，人们有时竟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地方。所以他警告人们，一定要预先准备。
对于福祸到来要有应对之策。正因为福总是与祸患相并而生，更能体现其可贵性。他说，“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当幸福来敲门之时，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
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也不可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宠，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原来幸福就掌握在你自己手中，问题的关键就看你是否能够冷静的处理与对待，能否找到恰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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