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我的两个老师

何帆大局观

201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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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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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转述师：于浩丨

大局观预热

对你的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为什么你会受到他或她的影响？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修炼大局观，不妨自己先花半分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再看本文。

我们最初的人生道路是迷茫的，仿佛天未破晓，夜仍深沉，我们在黑黢黢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鞋子和袜子都被露水打湿了。如果我们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就会如同一道亮光划破黑暗，顿时让我们看清前进的方向。

我的成长，得益于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遇到的两位老师。

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张宇燕教授。我是张老师带的第一届硕士，那时他30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跟他去开会，他略带夸耀地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各位大佬：茅于轼老师、樊纲老师、盛洪老师，等等，大家都大吃一惊：“宇燕，你都已经带学生了？”

张宇燕老师以读书广博著称。刚进所的时候，张老师和其他老师在办公室里聊天，我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泡图书馆，自以为读书不少，但张老师他们谈论的学者和著作，我居然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才是山外有山啊。从此我不敢再夸口自己读书多。

我让张老师给我开个书单，他从桌子上拿过来一张纸，随手给我列了几十种书，有经济学，也有科学哲学、历史、政治学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推荐的第一本书是《老子》。

张老师对学术的热爱能够感染他身边的人。那时，他每周都到研究生院给学生上课，讲完课就到我们的宿舍，跟我们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学问。从下课聊到吃晚饭，吃完晚饭接着聊，一直聊到半夜一两点钟。我送他出去，研究生院的大门都已经锁上了，我得把门卫叫醒，告诉他我们有老师要回家，请把门打开。那个门卫睡得迷迷糊糊的，将信将疑地打量着张老师，估计心里在想：哪有老师这么晚不回家的。

张老师无书不读，思考的都是大问题。他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曼瑟•奥尔森，奥尔森也是那种不屑于研究枝末问题的学者，他曾经说，在寻找研究题目的时候，要像猎豹捕获羚羊那样，直接找到颈动脉。

张老师读完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突然有了灵感，和我一起写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后来，张老师又对财政问题着了迷。我们一起写了一篇《由财政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我26岁的时候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书中的基本思想，都是受张老师的启发。

张老师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曾经若有所思地说：“即使没有任何报酬，我也会选择读书和做学问。现在还有人给我发工资、给我分房，供着我读书、做学问，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在遇见张老师之前，我有很多患得患失的世俗杂念：学什么才能找到个好工作啊？要是只会读书，赚不到钱，可该怎么办？张老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最值得过的一生，就是追随你内心的兴趣，做你想做的事情。

第二位老师是余永定老师。我读硕士的时候就跟着余老师学习宏观经济学，听了一回，没有完全听懂，到读博士的时候，又听了一回，才有点开窍。我考你们的宏观经济学里，总需求曲线为什么朝下，就是老余考我的题目。很遗憾，我当时答错了。

余老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初中毕业于北京四中，之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曾经在北京重型机械制造厂当过十年工人，后来是以同等学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社会上招进来的。1989年，余老师到了牛津大学，先做访问学者，然后留下来读硕士和博士。当他最后获得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46岁了。其实，余老师从1975年就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在他1976年的读书笔记中找到了拉姆齐模型。

余老师的身上有一种非常难见到的传统士大夫的风骨。我要这么说他本人估计会不同意，余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低，他更推崇科学精神。但他的为人处事，却能处处彰显出中国儒家的君子之风。“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余老师对学术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追求，他对我写的随笔、散文是看不上的，但他也读我的文章，偶尔还表扬我一下，搞得我受什么若什么的。

余老师经常出入中南海，但他很少在外边张扬。你们听到的所谓“中南海智囊”，十有八九都是假的。余老师的特点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曲意逢迎，所以也赢得了领导们的敬重。

他也从不膜拜所谓的国际权威。有一次，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蒙代尔教授曾经要到我们所里作报告，并接受所里荣誉研究员的称号。我们所科研处的一个小姑娘负责和蒙代尔的一位中国助手联络。那位助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来了一封邮件，说蒙代尔访问你们所，将是你们的光荣，你们要准备花些钱好好招待云云。小姑娘拿不准是什么意思，去问余老师。余老师看了，气坏了，当即回了封信说：是的，蒙代尔来是我们的荣幸，但是蒙代尔能够来我们所也是他的荣幸，如果蒙代尔教授觉得来这里掉价，他爱去哪里悉听尊便。结果那个助手慌忙回信道歉。这又让余老师着实得意了一回。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英语学得好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洋奴心理，他们一讲起英语便觉得自己在心理上更亲近那些讲英语的洋人，和自己的同胞倒有几分隔阂。

余老师是一个喜欢拿英语跟外国人吵架的异数，而且他跟外国人吵架的时候，英语讲得比平时更好，甚至比他讲中国话都流畅，那种绵里藏针、嬉笑怒骂、滴水不漏、一语双关的吵架堪称经典，听得我倍觉淋漓痛快。我很羡慕地跟余老师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练出来您这样好的英语，也去跟外国人吵架。他毫不谦虚地说，这不仅是因为语言学得好，还是因为人格上有自尊和自信。

我跟着余老师学习了宏观经济学，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余老师曾经跟我说，即使整个世界都在堕落，你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道德水平，并尽可能地创造出一个适宜的小环境。这对我来说极具震撼。凡是在我有所懈怠、有所犹豫的时候，总是能想到余老师的话。以我自己的体会而言，余老师的教导告诉我们：人的一生要过有原则的生活，要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找到快乐。

为什么要这样呢？人要过有原则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崇高。有原则的生活之所以值得追求，恰恰是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个有原则的人会生活得更加平和，他会更加从容。一个以原则为中心的人在心理和身体上都会变得更健康，他们更有安全感和信心，更容易和别人合作，更愿意积极进取，也更容易成功。

对于每个人的成长来说，在关键的时刻遇到关键的导师，是非常重要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看到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人生，你看到了什么才是“大写的人”，才会从内心里激发起自己积极向上的潜能。这样的导师，不是一般的老师，在英文中，他们被称为“mentor”。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榜样很有关系。

大局观修炼

我的这两位老师教导我的道理，其实在书本上都能找得到。为什么从书本上学习，总是无法触动心灵，非要有个榜样，才能让我们下定决心去追随呢？人格的魅力究竟是怎样体现出来的？